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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新译 正文 第六章 诗的源流说明

作者:克谐 分类:校园 更新时间:2019-07-28 11:34:19直达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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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书•舜典》记载虞舜说过:“诗言志、歌永言”。帝王如此圣教,早早便把诗歌的定义明确了下来。所以,郑玄(公元127年-200年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东汉末年儒家学者经学大师)在《毛诗序》中说:“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就是说:暗藏心头的志气,若用语言表达出来的就是诗。那么,所谓诗歌创作,亦不过就是用文字记录人间的情志罢了。所以说,“诗人”就是一些拥有志气情怀的人啊。另外,在《论语•为政》中,孔夫子引申了《诗经•鲁颂》里话,并指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上面例举的圣言宝训,如同诗的天启符谶也。

    人有七情六欲,便会感应周边万物变化,进而咏叹歌舞,抒发志气胸怀,这是多么自然而然的事情啊。远古的葛天氏时代,模仿鸟名而成《玄鸟》曲调,而黄帝时节的《云门》舞谱,也不会是空穴来风。至于唐尧《大唐》、虞舜《南风》两首诗歌,还都是比较简单的表情达意而已。到了功成名就的夏禹朝代,歌颂大禹的《九德》,显然完善的都有理有节了,而太康道德沦丧之际,随即便有《五子之歌》出来,对他讽刺劝诫。据此可见,诗歌用于美誉讽刺的功用,确实由来已久矣。历经商朝到了周代,“雅”“颂”蔚然成风,《诗经》“四始”“六义”浑然一体。所以,那会儿的《诗经》内容,子夏(公元前507-420年姓卜名商春秋时晋国人“孔门十哲”之一)省察“素以为绚兮”,便透彻了忠信礼仪的根本;子贡(公元前520-456年复姓端木春秋末年卫国人“孔门十哲”之一)钻研“如琢如磨”,而觉悟了精益求精的道理。鉴于此,孔夫子评价他俩已经具备可以交流《诗经》心得的资质水平了。伴随姬周王朝的道德滑坡,采集民歌日渐凋敝。春秋年代,凡祭祀应酬和会盟引荐,主宾惯常吟诵《诗经》旧作,借以显示彼此的身份尊贵和志气才华。于是,楚国怨声载道,时有《离骚》怀忧讽谏;秦始皇废书坑儒,伴生《仙真人》附会穿凿。

    汉代伊始,时尚四言诗,首当其冲的当属韦孟(公元前228?-156年西汉彭城人),其匡恶讽谏的格调,承继了姬周时代的风范。汉武帝赏识文学,建造了柏梁台,君臣吟诗,七言成句。当此时也,文坛俊杰严助(公元前?-前122年本名庄助西汉著名辞赋家)、司马相如,其辞章飘逸繁华,却没有固定规制。汉成帝(刘骜公元前51-前7年西汉第12位皇帝)时期,刘向(约公元前77-前6年字子政沛县人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奉命辑录诗品,朝廷内外入选佳作三百余篇,却不曾见五言诗文。因此,后来流传的李陵(公元前134-前74年字少卿陇西成纪西汉名将)、班婕婌(公元前48-公元2年汉成帝妃子西汉女作家)作品,被怀疑是伪作。其实,在《诗经•召南》的《行露》中,五言诗已经初露端倪,而《孟子•离娄》《楚辞•渔夫》里面的《沧浪歌》,则完全属于五言歌词了。另外,春秋故事,晋国犹施的《暇豫歌》,而近代辑录汉成帝民间的《邪径谣》,均可佐证五言诗句,确凿由来已久矣。像五言佳作《古诗十九首》,有的说是枚乘作品,但其中《冉冉孤生竹》一篇,却是傅毅(公元?-约90年字武仲扶风茂陵人东汉辞赋家)的手笔,单单比较里面字词文采,他们大致都属于两汉时期的作品吧。若进一步核查深究其文体内容,因朴实率真而不粗俗,语句婉转并善假于物,情感悲切惆怅而真实感人,据此足堪五言诗之桂冠也。至于张衡的《怨诗》,不但清新典雅,尚且回味无穷,而他那歌咏仙人的诗及其节律舒缓的歌,不仅优雅别致,还有新的韵味。

    东汉末年的建安时节,五言诗如日中天,各路豪骏,奔腾驰骋,踊跃驱遣。曹丕、曹植兄弟争锋,并驾齐驱,而王粲、徐干、应瑒、刘祯紧随左右,各显其能。纵观他们诗文内容,或怜风惜月,或戏池游苑,或述恩显荣,或酗酒酣宴,一个个任意颐指使气,一首首敢于慷慨陈词,坦荡的是磊落情怀,倾尽的唯禀赋天才。再看他们的艺术造诣,一段段表情达意,不再拘泥纤细乖巧,一行行遣词造句,更是唯求简洁明了……这就是建安文风的共性所在。

    曹魏正始年间,道家玄学兴盛,“清谈、避世、成仙”之杂诗泛滥,像何宴(公元?-249年字平叔南阳宛人三国时期曹魏大臣玄学家)等人,言辞轻率浅薄,内容玄虚不实。唯有嵇康,志气清高挺拔,文风狷介轩昂,而阮籍志趣幽闭深邃,文辞哀怨隐晦。再如:著有《百一诗》的应璩(公元190-252年字休琏汝南南顿人应玚之弟),遣词成句尽管诡谲,但道理闪现,却直白透彻,由此逆境存身,堪称独树一帜……这里面正直率真的格调,应属建安文学的遗风。

    转入晋代以来,诗人们逐渐倾向轻率飘逸,像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三兄弟)、二潘(潘岳、潘尼叔侄)、左思、二陆(陆机、陆云兄弟)数人,盘踞文坛之上,大致齐眉比肩。他们的诗文,字词文句热衷铺张浮夸,完全延续了正始流俗,而在志气情调方面,若论刚健柔美,远远逊色于建安风骨,特别是有的矜持着像对偶排比的格式,刻意寻求字词韵律的迤逦奥妙,而有的遣词造句竭力应合时俗潮流,借以显示自我的才华门第……这大致概括了西晋时期的文化风气。

    东晋偏安江左,风气愈发沉溺道门玄学,文化才俊蔑视投身时事政务,世族大家热衷清谈玄理幻虚。所以,自袁宏(公元约328-约376年字彦伯陈郡阳夏人东晋玄学家文学家史学家)、孙绰(公元314-371年字兴公中都人东晋玄言诗人)以来,虽然文采时有雕琢绚丽者,但究其内容,一概清谈说玄也,故而无出其右者。所以,唯有郭璞(公元276-324年字景纯河东郡闻喜县人两晋时期著名文学家训诂学家风水学者)的《游仙诗》,拔地而起,名重一时。刘宋初期,两晋文风虽有延续,但变革已露端倪。道门玄学日渐消退,而寄情山水的欣欣向荣。于是,诗人们竭力谋求布满全篇的对偶对仗,用以标榜文采水准,甚至不惜一掷千金,仅为了苛求一字的新奇。所以,凡描绘景物,无不极致逼真,每斟字酌句,极度推敲反复,唯求标新立异,梦想一鸣惊人……这正是近代诗人竞相追逐的理想目标。

    纵观诗歌发展源流,其中的变化进步,即便不是一目了然,依然可以显而易见。归纳这里面变化的一些相同与不同的特点,也就不难把握各个阶段文化潮流的风气特质和主流方向。大致而言,典雅温润的四言诗,应是诗歌走向规范的标志,而五言诗的音调平和,以清冽华丽见长,虚实简繁均可适用,以至于文人雅士,偏爱有加,推崇备至。像张衡抓住了四言诗的典雅,而嵇康汲取了四言诗的温润;张华凝集了五言诗的清冽,而张协发挥了五言诗的华丽;至于兼容并蓄且能得其精气神者,应属曹植、王粲,而偏长一端并能胜于蓝者,首推左思、刘祯。然而,在内容形式上,尽管诗歌存在一定的规矩方圆,但是诗人的思想感情却因人而异,自然各取所需,贵在随心所欲。所以在他们之中,能够达到面面俱到和融汇圆通者,实属凤毛麟角。恰恰如此,任何事物一旦通透其中的难点所在,随之简单易做,反尔迎刃而解了,此即“知难行易”者也;同样,若轻率认定诗歌创作是一件简单易行的事情,随即而来的必定是举步维艰的困境,即“知易行难”也。再者,像三言诗、六言诗和杂言诗,源头也可归入《诗经》中间;还有拆字诗,根本在于满足图谶的需要;回文诗,则是道家故弄玄虚的幽冥演示;联句诗,不过就是延续了《柏梁台诗》的体裁……总之,类似这样一些在字数、形式、内容上,或繁或简,或明或暗,或多或少,却同样是寄情言志的文章,都可以划入诗歌范畴,也就不再赘述了。

    总而言之:亿万民生兮,生而有志兮;志而咏歌兮,歌文载册兮。诗发三皇渐成风,流落“二南”始达功。天理人情贵自然,政教艺术尚自由。盖世华章不间断,文采风骨永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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