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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天下的帝王，一言九鼎，神圣无比。他们惯常无言端庄于宝座之上，而指令一样可以传遍四面八方。这难道就是诏策的功用吗？
古代帝王，像轩辕黄帝以及唐尧和虞舜，他们下达的指令，被称为“命”。命的本意，是形成万物个性的根本。在夏商周三代时，命兼有诰和誓的作用，就像《甘誓》《汤诰》。其实，誓用于训导军队，而诰是颁布政令。之所以用“命”来指代诰誓，寓意是上天的指令。所以，命还用于授官、晋爵和赐姓。又如《周易》中的《姤•象》有“后以施命诰四方”（帝王发布命令传达四方）。所以“诰命”是鼓动广大民众，亦如乾上巽下的“姤”卦，就是吹拂天下的大风啊。到了七国争雄的战国时期，“命、诰、誓”统称为令。而“令”的意思就是“使”，即指示或指派别人去做某事。
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把过去的“命”又改称为“制”。汉朝立国之初，朝廷规范礼仪法规，便将“命”划分为四种规格：一是策书，二是制书，三是诏书，四是戒敕。“敕”是下达到州、部一级的警戒指令；“诏”是告知朝廷百官；“制”是施政或赦免的命令；“策”是加封权贵诸侯。单在诏策文本形式的细节方面，一般“策”记载于简牍之上，而“制”书写于丝绢麻布，用于决断和裁定；“诏”是宣读告知，而“敕”属于行政文书，像勒令停止、改正或继续等，需要严格落实和绝对执行。《诗经•小雅•出车》上说：“岂不怀归，畏此简书”（不是不想回家啊，记录在案的令人生畏。）；《周易•节卦•象辞》有言：“君子以制数度”（君子以裁定数理识别万物）；《周礼•秋官•司盟》中讲：“北面诏明神”（面朝北诏告日月山川神明）；《尚书•虞书•益稷》里有：“敕天之命，惟时惟几。”（听从上天的敕令，只争朝夕又要居安思危啊。）像这一些“简、制、诏、敕”都是在经书典籍中的使用例证。至于政治权术中所谓的“远诏近命”（告知远方的用诏令而就近命令要面喻），则是沿袭了秦朝的制度。然而，诚如《礼记•缁衣》中讲的：“王言如丝，其出如纶。”其大致意思讲的是：帝王面对面说的话如果就是青丝，当等到传出宫廷之外却变成了麻绳。所以在帝王一言九鼎的王朝中，宫廷内外，任何人言论诏令的上传下达，都务必时刻警戒谨慎啊。
在《尚书•舜典》中记载舜帝说过：“命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指派你专门负责上传下达言语信息，不分昼夜传达我的命令。）而在《诗经•大雅•烝民》中，周宣王夸赞卿士仲山甫为：“出纳王命，王之喉舌。”（作为上传下达的国家大臣，忠实的如同帝王喉舌。）
到了两汉时期，无论自上而下的诰，还是自下而上的诏，有了专门负责转达的官员，这就是尚书的职责。进入这一时期，皇帝的一言一行不仅变得举足轻重，而且动辄记入史册，真的变成了金口玉言、驷马难追啊。正因为如此，淮南王刘安因为博学多识，汉武帝在与他通信时，据说事前还特别让司马相如为他斟酌草稿；又因陇山之西的隗嚣手下集聚了很多文士，以至于汉武帝每次批复或发往陇右的文书，都需要格外谨慎小心。像这样一些故事，不仅在当时传为佳话美谈，对于后来者，依然很值得谨慎学习和时刻警惕啊。如果查验汉文帝、景帝时期的诏诰文书，明显会感到浮浅幼稚。然而汉武帝时，因为皇帝本人就特别尊崇儒家，故在文书言辞上，颇显深邃奥妙。譬如汉武帝策封齐王刘闳、燕王刘旦、广陵王刘胥的文书，类似《尚书》中的训和典，尤其里面劝诫的知识渊博，并且道理适当雅正，堪称后世的楷模。另外，像汉武帝在《赐严助书》中，一边批评他不愿意在宫廷内工作是闹情绪，一边又满足了他回故乡做地方官的心愿，类似这样诏诰充分体现了古代圣贤帝王对人才的恩爱珍惜。至于其他帝王情况，例如汉宣帝在与太原大守陈遂的通信中，尽管上面赫然盖有玉玺印章，但里面竟然提到“我给你的权势俸禄可以抵偿当年我欠下的赌债了吧”。如此调侃，或许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君主对故旧老友的珍惜厚爱吧。东汉时期，光武帝刘秀于拨乱反正之后，尽管对传统文化赞赏有加，但他个人在言行举止上，却过于轻率任性，甚至有时偏颇的已经过分了。例如在《敕邓禹》中，汉光武帝刘秀说：“司徒尧也，亡贼桀也。”（司徒不但是唐尧，还消灭了坏蛋夏桀。）；另外，他在《玺书赐侯霸》中说：“黄钺一下无处所。”（只要黄钺一下，脑袋可就搬家了。）像这样一类诏诰敕令，不但不合体统，而且就是扰乱法度啊。当东汉进入明帝、章帝时代，由于他们推崇儒学，所以雅正的诏策间或涌现。但在安帝、和帝期间，却因政治松懈涣散，以至于管理礼仪的尚书省官员自身水平都太差，甚至每次颁布诏策，还要请外人代笔。东汉末年建安时节，不仅是文艺繁盛，就连诏策文也容光焕发。例如潘勖的《册魏公九锡文》，十足高雅而又飘逸超群；卫觊的《为汉帝禅位魏王诏》，其中彰显符瑞，尤其耀眼炫目，足以叹为观止。魏晋以后，朝廷颁布诏策都由中书省承担，魏国的刘放（字子弃涿郡人东汉末年举孝廉入仕投奔曹操历任参军事主簿记室）和西晋的张华，都曾担任过中书监。所以他们那时候的敕书诏策，曾经闻名遐迩。在这一期间，魏文帝曹丕的诏书，虽然以辞义的宏伟壮观而闻名于世，但他在给征南将军夏侯尚诏书中却说：“作威作福，杀人活人。”（若想作威作福就要杀敌人而活自己），这或许应算是智者万虑必有一失吧。东晋以来，唯有晋明帝重视弘扬文化。所以温峤因为文笔清新，而晋升中书省任职。至此以后，像古代朝廷一贯坚守的谨严诏策制度，逐渐淡薄殆尽。
毋庸讳言，只要帝王崇尚神圣尊严，而且言行必一，即便端坐高堂之上，依然可以明察秋毫，并能够随时诏诰天下。在如此情况下，其诸侯百官必定望风听命，反而更加谨慎小心，务必依法言行。与此同时，周边万邦属国，才能够真正敬畏信服，才有可能出现积极性合作。所以，古代的选贤择能，特别在加官晋爵时，皇恩或朝廷的诏策作用，如同日月光辉一样，将他们的俊才贤德大白于天下；而颁发的褒奖文书以及封官简策，就像春风化雨一般，滋润培育贤才德能的土壤；至于警戒敕文和劝慰诏诰，恰似群星闪烁的光华，让人们知道谁暗谁明；另外，还有部队命令和军事战书，则要有雷霆万钧的声势；而抚恤灾难或赦免罪责，同样需要春天雨露般的温暖；至于严惩不贷或信赏必罚，确实需要秋天寒霜样的残酷。这一切就是诏策文体的大致分类和写作要点吧。
除外上述情况，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作为警戒作用的敕文，还有一种在诏策中属于临时起意或急需使用的类型。例如《穆天子传·卷一》中记载：“丙寅，子属官效器。乃命正公郊父，受敕宪。”其大意是讲：丙寅日，天子让随行官员核查礼品器物，并让正公大臣郊父制定敕令章法。这里所说的大概就属于一种应急使用的戒敕文吧。魏武帝曹操曾经说过，敕戒命令必须针对具体事务，并且绝对不能违背，这不仅是懂得敕戒文的刚要，也是通晓军政管理的关键啊。到了晋武帝司马炎时，竟然把敕戒文当成了警戒官吏的通用文告。例如里面不仅教导都督如何带兵，而且提醒州牧督查手下官员，还有警戒郡守体恤百姓疾苦，甚至命令各级将领加强边防等等，类似这样一些文书敕令，简直如同古代训典，可谓包罗万象了。
其实，若单论“戒”，其本义应该是“慎”，而不完全等同禁止和严惩。《尚书•大禹谟》中夏禹有一句话：“戒之用休，董之用威。”（根据前后文，其意大致是：针对懂得规矩的人们要用赞美，来戒备他们犯错误；而对不懂规矩的人们，必须要用威望予以征服。）其实，凡人世间，对“君、父、师”三者恩德的报答，即没有条件可讲，更没有极限要求。《国语•晋语一》记载：“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师教之，君食之。”也就是这个意思。比如汉高祖的《手敕太子》和东方朔的《诫子》，他们作为临终前的遗书，其表达内容基本一致。自东汉马援的《戒兄子严敦书》以后，宦官名仕之中逐渐出现了祖训家戒。例如班昭的《女戒》7篇，足以堪称所有家庭教育的傅母和女性教师了。
那么何为“教”呢？教者效也，就是比较而效仿，也指讲出来让大家跟着学习或照着样子去做。在《尚书•舜典》中，舜帝的司徒契提出了一个“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五教”学说。所以，后来的王侯大臣，凡传播这样五种德行的也称作“教”。西汉郑弘任南阳太守时，他撰写的教化政令（遗失而内容不详），因为道理清楚明白，曾被后世称颂。汉末孔融做北海相时，像他的《告高密县立郑公乡教》一文，虽然文辞写得雅丽，但实际治理效果据说很差，这是教令与现实不相符的例子吧。再如诸葛亮的《答蒋琬教》《教与军师长史参军掾属）等，内容详约适当；庾翼的《与僚属教》等，态度明朗果断。他们都是道理讲述得当而文辞中肯，应属于优秀的教令了。像他们这样一些在义理和文辞上都十分中正的教诲，应该是这种文体的佼佼者。在上述“教”的文体之后，还有一种喜好言论“命”的文体。例如《诗经•大雅•大明》上有一句话：“有命自天，命此文王。”（大意：文王称帝，系天命所在。）由此可见，自古以来明确各自的“命”，其实非常重要。但是，《周礼•地官•师氏》中却说：“师氏掌以媺诏王。”其大意是讲：掌握教育的官员要将美德诏诰君王。由此可见，那会儿下级官吏，也可以如同古代上天一样诏诰君王啊。所以说，人们一旦开始重视诏诰文书，反而一定会不再敬畏尊崇天命。这也正是古今世间的一大变数啊。
总而言之：皇天后土统治天下，依靠的是发号施令，而世间民众敬畏诏诰，务必谨严还要坚决执行。君王禁忌丝言声麻，民生才能如影随形。普照大地有诏诰，滋润万物是敕教；义理升腾辞化雨，君临上界自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