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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玄武湖回城已经是五点钟左右了，我约乃超到鼓楼公园附近去拜访李任公。我们坐着三轮车。
在四月尾上我离开重庆之前，任公同一位老画家李铁夫到我寓里来访问过，今天要算是到南京来回拜。
——李铁夫是值得认识的一位奇人，我对乃超说。他原籍广东，是孙中山先生的一位老朋友，已经八十五岁了。他搞革命的时候，我们都还没有出世。一二年前才从美国回来，李任公对我说：他回国来要画五个人的像，孙夫人、毛**、周恩来、冯焕章，还有一个是我。但我想，这第五个人怕不是我，而是李任公自己吧？
——他们两位曾经去游过峨眉山和青城山。八十五岁的李铁老在登峨眉山的时候，那样险峻的山地，一律是步行，既不肯坐轿子，也不肯坐背子（峨眉山上的一种特殊的交通工具，是一种简单的木架，人反坐在上面，被背上山）。但照他的外貌看来，只能看出是五六十岁的人，高长而瘦削。
他喜欢喝茶。和任公同在昭平的时候，一清早起来，要走二十里路的山地到一个小镇上去喝茶，来回就是四十里。他处之泰然，决不肯买些茶叶回来在家里喝。每天不问晴雨他一定要去走那许多路。
见到了任公，他的左眼正在发炎。大概是在休息吧，他趿着拖鞋，穿件相当旧的蓝绸长衫，衣领没有扣好，稀疏的头发是茸耸耸的。这样极家常的态度和他的公馆相当配称。公馆很宏大，在敌伪期间被日本人占领过未经修理，陈设和外表都显得闲散。我问到李铁老。他刚好出外去了。他到了南京来也还是天天要出外去走街，不管天气怎么热，太阳是怎么大。
——晚报上说，任公又接着告诉我们：今天清早上海的人民代表来京请愿，有五万人大游行。代表们怕也快要到南京了。
——我倒很想去欢迎他们，可惜没有汽车。我这样说。
——我的汽车，刚才冯焕章打电话来借去了，不然我可以送你到下关去的。
闲谈了一会儿，我们便告辞了。这一次我们却成了南京通，又走到无量庵去，坐京市火车回中央饭店。
回到饭店不久，梅园新村派人来，说：周公有事，请我赶快过去。
我过去了。首先遇着颖超大姊，她见到我很高兴地叫出：啊，你来了！恩来很担心你。你知道吗？上海代表在下关被包围，挨打了！
——唉？这在我真是一个晴天霹雳，实在是做梦也没有想到。
我又继续着说：又是一场较场口事件啦！为什么这样蠢？
周公也进客厅里来了，他和我一面拉手一面说：我担心你到车站上去了呢。
——要是有汽车，我一定去了。
——参政会不是有汽车给你吗？
——只让我们坐了两天，今天没有了。
——我们有车子的啦。
——昨天晚上受了M.P.的干涉，不愿意再讨麻烦了。
——那倒真凑巧，要不然，一定又碰上。
——更凑巧的是刚才到李任公那里去，他的车子也被冯先生借去了。假使在，他也会借给我坐到下关去的。
以后是不断地在电话上的报告和对于党国要人们的交涉。参政会的秘书处来过电话，邵力子亲自来过电话，市**的负责人，交通部部长俞飞鹏都先后来过电话……而且有的不仅一次。所说的情形都不同。或者说，难民早被军警解散了，代表已被保护，分别送进了旅馆。或者说，代表们受了误会，开始被军警扣留了，后来已经疏通，平安无事了。就这样一直拖延到十二时左右，又得到最恶的情报。代表们仍然被包围在车站上的待车室里，暴徒们从窗外跳进去，砖头、石块、玻璃瓶、痰盂、椅凳乱飞，代表们不仅流血，而且有的有生命的危险了。大家只好扼腕。由七点到十二点，足足有五个钟头。大员们的种种拖延或支吾，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意义！
这还有什么话好说呢？
将近两点钟的时候，又得到较为平稳的最后的消息。受伤的代表们由警备司令部护送到太平路的中央医院里去了。虽然没有死人，然而伤势很沉重。有人提议：应该赶快去慰问。周公问我去不去，我答应去。于是我们便分乘着两部汽车，赶到太平路的中央医院。
半夜已过，没有月光，医院的外部情形丝毫也不清楚。只知道进了大门后还转了一些黑路，在一个空地里停了车。一进门，就在那底层的敞厅里看见了代表们。乱纷纷的一厅子里都簇拥着人。
我首先看见一个人仰睡在一条长凳上，我去问，原来就是吴耀宗他连连说：我不要紧，我没有受伤，我没有受伤。
反过身来，在地下又看见阎宝航睡在担架上，衣裳扯烂了，脸上和身上有好些血迹，两眼充着血。我们握了手，但他握得还很有力气。
马夷老也蜷卧在侧近的一条长凳上，眼睛闭着，向着凳靠的一面我没有惊动他。
雷洁琼也睡在地面的担架上，左胸部的衣服上一大摊血迹（后来浦熙修女士告诉我，原来是她的鼻血流在雷女士身上的），但她的神志却很清明。
并排着的一个担架上睡着一位年轻的人，那便是学生代表陈震中；他的情形，一眼便使我感觉着严重。他是在昏睡状态中，两手握着向上弯屈就像小儿熟睡了的姿势。我去摩了他的脉，微微有点热候，脉搏快，但还平匀。
还有几位代表坐在靠壁的长凳上，那是蒉延芳、盛丕华、包达三、张纲伯诸位。他们都没有受伤。
胡子婴和罗淑章两位，很紧张地在那儿照拂着一切。她们也没有受伤。
有几位宪兵站着守卫。
淑章把我朝左手引，右转便是诊病室。民主同盟的叶笃义睡在靠内壁的一张长桌上。他受了内伤，听说吐了血。
再进是普通手术室，高集坐在正中的手术台上，裸着上身在受两位年青的医生诊视。身上红一块，紫一块，真可以说是遍体鳞伤。头的右角被打破了，左眼受了严重的打扑。两个眼球突出而充血，脸已经有点变形。
浦熙修坐在这手术室里的一隅，头发零乱，阴丹布走白边的旗袍在胸部被撕得七零八碎。脚上的丝袜也撕烂了，鞋袜上满酱着泥土。她在伤心地哭。
看了里面又跑到外面，我自己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另一位学生代表陈立复，他也没有受伤，他把受伤者的名单开了一张给我。
在受伤与未受伤的分化中，我感觉着指导者们是煞费了苦心的。未受伤者当然也有幸而免的人在内，但受伤者平常都是比较积极的人物。这是有计划的行为，怎么也没有方法掩饰。
周公对代表和记者们一一慰问了之后，又叫人去买了些牛奶和饼干来。原来代表们从上海动身到现在，整天都没有进食。他们得到了这些慰劳品，虽然十分菲薄，但却表示着由衷的欣慰。
最令人铭感的是代表们受着那样的恫胁和殴辱，却谁也没有吐露出不必要的牢骚不平。受了伤的固不用说，没有受伤的差不多都上了六十岁，他们为了大家的事，在这样炎热的天气奔波了一天，到半夜过都还不能安息。我的心里感觉着十分难受。
周公和其他的人因为有别的事情先走了一步，我依然留着。有一位记者来问我的感想，我说，我没有感想。他揣想到我不便说，于是他又拿一张名片给我，说他是《新民晚报》的记者，想解除我的警惕，但我也只好说一句完全出乎意外。实在是言语道断的事情，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
几位民盟的朋友们也赶来了。受伤者差不多已经处理停当，高集和浦熙修两位被搀扶着回家休养，其余的均留院。院里没有房间，而且还没有多的空床，有几位就只好临时搭凳子，就睡在待诊室里面。
我到这时候提议：未受伤的几位代表应该可以进旅馆了。听说是已经订好的，就是兴华旅馆。
——不行呢！罗淑章很焦灼地这样说：我们还不能进旅馆呢！警备司令部还要我们到部里去！
——什么？我倒真的再吃了一大惊。犯了罪吗？还要扣留吗？
——刚才在警备司令部的时候是这样发落的，我们还要受审问呢。
——这真是岂有此理！简直不成话！……
但就在这时候，警备司令部来了一位负责的小员，人很矮，态度却非常的客气。（他曾经说出了他的姓名，但我忘记了。）我向他说：代表们不能进旅馆吗？他连忙地说：不是，不是，是打算由司令部里帮忙找旅馆。假使已经找定了，那就更好了。说到代表们有十几件行李还在车站上，他也连忙自告奋勇地说：我开起卡车去给你们取，你们请推举一个人跟我一道去。
但没有一个人愿意去。
——要挨打，有我乘着啦，我替各位挨打。小员说得异常慷慨。
但依然没有人说去。我也就自告奋勇地说：不要紧的。我也去一个吧。我不相信，谁还要再打！
有几位代表连忙说：那怎么能够让你去，太不成话。
于是罗淑章才说，她愿意去。她又附耳向我说：刚才在车站上保卫我们的也就是这位小家伙，他现在又变了。
——旅馆里要不要宪兵保卫？要呢就派，不要呢也不勉强。
又是一番客气话。
我是赞成不要的。代表们有的为慎重起见，还是主张要。结果是要了，于是就由客气小员当场指派了两个人。看来他的身份似乎也并不小。
于是代表们便由罗隆基陪伴着，坐了他的吉普车到旅馆，罗淑章坐着警备司令部的卡车到车站。
今晚这一场悲剧也就到了快要闭幕的时候。我最后还进病室里面去看了一趟。一直朝里走，在绝底处的病栋门前也有宪兵在守卫，但他没有干涉我。我穿的是中山装，挺直地朝里走，在左侧的一间大房间里看见了阎宝航和马夷老。那显然是最普通的病房，病人很多。
两位的病床相连，是在一只角落里，马夷老的更靠角。马夷老依然蜷伏在床上，似乎睡熟了，我没有惊动他。阎宝航的眼睛是睁着的，他看见了我，把左手举起和我打招呼。他的右手，是由两位女护士踞在床边替他检查血压。
我对于几位医生和护士们发生了深厚的敬意。他们和她们是尽了责任的。我感觉着南京城里依然是有很多的好人。
再回到旅馆的时候已经四点过钟，但天还没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