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军旅 正文 第三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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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忆中的老舍先生

    今年2月是老舍先生95周年诞辰。想起一些往事。

    44年前，有一天我坐在北京东单三条一间屋跟朋友聊天，那里是“北京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一间客厅，大家在等候开会。上次会我没来，偏偏那天老舍先生来了。他们谈对老舍的印象，我插不上嘴。听他们谈的带有太多恭维、崇敬色彩，跟我从小说中得到的印象不大一样。我想像他是跟拉车的、开店的都能论交情的平民文化人。他们说的更像是位地位高人一等，派头很大的教授名人。正在疑惑，一阵脚步声，从门外走进几个人来。最前边是位大高个，顶着干部帽，穿着件清河制呢厂出的粗呢干部服，裤子上有香烟烧的洞；中间一位穿着崭新的棉干部服，没戴帽子，微微有点“水蛇腰”，胸板挺得不直；最后一位个头不高，戴一顶英国呢子礼帽，穿一身剪裁合体、面料考究的绛色西装，戴金丝眼镜，手执“司提克”，活脱是个洋绅士(我并没见过洋绅士，这洋绅士的印象来自狄更斯的小说)。

    前边这人我认识，是尊敬的赵树理同志。中间一位也知道，是我仰慕已久的端木老大哥；这最后一位大家就招呼他：“老舍先生。”

    真的跟我想像中的老舍没对上号！

    人们站起来抢着握手，端木没戴帽子赵树理不摘帽子，两人握手都应付自如。老舍右手拄着文明棍，一进门就摘下帽子托在左手上了，两手都不得闲，就有点措“手”不及。他眼睛往四处瞧了下说：“找不着钉子，帽子还是挂在头上吧。”把帽子挂在头上，这才腾出手来跟大家相握。大家都笑，他却面不改色，一本正经地跟大伙寒暄。

    散会时，他对身边的人说：“明儿个上我那喝酒去吧，我有酒，你们带豆腐干花生豆怎么样？”回头又冲我找补一句：“你还小，就别跟我们学坏了！”

    我觉得跟想像中的平民作家对上号了，还觉得老舍就该穿西服拄文明棍。直到后来有一次在他家中见他身穿长袍，脚蹬老头乐棉鞋，才觉得这样更对路。

    “大众文艺研究会”是北京文联成立前，由李伯钊、赵树理、康濯、马烽等挑头的一个文学团体，是团结“大众大学”作家的一个团体。北京解放后写武侠、言情、侦探小说的通俗作家和小报撰稿人，一时没了章程。如李薰风、陈慎言、郑证因、梅娘等，一向卖文为生，没有固定的工作单位。如今照老路子写的作品没市场了，“革命小说”一时还写不来，又没大锅饭吃，生活发生困难。连张恨水、还珠楼主也很拮据。“创研会”就组织他们学习，采访，写些反映新生活的作品，并设法帮助一些人安排工作。从解放区来的作家和刚从大学出来的文学青年参加进来，一面向他们学习，更主要的是协助工作。那天开会谈的题目就是怎样帮助通俗作家们写出反映新生活的作品，解决他们生活困难。老舍先生出主意说：马上写成本大套的作品有困难，可以从最容易的人手。比如整理点民间传说，替曲艺界、戏曲界改点旧段子、旧剧本。他说：“拿大鼓说，有的段子人们都听熟了，会背了，可是谁也不懂什么意思，因为要么太文要么不通，唱的听的都糊涂多少年，解放了总不能再糊涂下去了吧。把它们改顺了，能听懂，这用不着学多少革命理论，伸手就能办嘛。拿《白帝城》说，是名段子，开头几句你们听得懂吗？”说着他点着一支烟哼了起来：

    “壮怀无可与天争，泪洒重衾病枕红。江左仇深空切齿，桃园义重苦伤情。必根傲骨支床瘦，一点雄心至死明。闲消遣酒后茶余谈今古，唱一段先主托孤在白帝城。”

    哼完他笑着问：“什么叫‘无可与天争’，怎么个‘重衾病枕红’，‘一点雄心至死明’是何意？而‘壮怀’、‘傲骨’又太文了，谁的耳朵能听懂？相声该改的更多了，大家先把容易做的做了，我想法给你们找唱家，找地方发表。要嫌这活小丢了身份，我带头先干。”

    他刚从美国回来，家还没安下，人们把这话只当表态，并没当真。谁知没过几天，大众创研会的刊物《说说唱唱》就登出了他写的“太平歌词”《中苏同盟》，电台上播出了他改的相声段子《维生素》。随后《光明日报》就连续发表了他改编的相声段子《绕口令》、《假博士》和《铃铛谱》。大家才知道老舍不光说说，是动真格的，这时是1950年上半年。文化班头，知名作家，从美国回来竟用这些作品打炮，不仅令人叫绝，更令人起敬。看到了热情爱国，助人为乐，不摆谱，不拿大的老文化人本色。我不知这对别的文学青年有什么影响，反正那一年西河大鼓唱了个新段子叫《张树才舍身炸碉堡》，就是我受他感召写出来的。是我终生惟一被演唱的曲艺作品。

    不久北京市召开了第一届文代会，成立市文联，老舍先生当选为**。我也调到文联工作，就几乎天天见面了。老舍先生这**当得很认真，风雨无阻，每日上午必到机关办公。但他又是我见过的最不像**的**。对属下像对家人，只有平辈与晚辈之别，没有职务高低之分。跟我们最大的不同是他特别注意仪表的整洁。我在《说说唱唱》编辑部工作，他常上编辑部来闲聊，他的整洁跟我的邋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就住在编辑部对门，有天我就穿着裤衩背心进了编辑部，正碰了他坐在那儿，他看见我先是一愣，随后笑笑说：

    “小邓，把衣裳穿齐了再忙事儿吧，大小咱们也是个衙门不是，来个人看见招人笑话！”我从此开始注意整洁。我们写的习作他不仅亲自过目，而且评点。有次我写了篇凉山彝族的故事·里边有段描写！说：“山谷中的雾气，夜间落到草叶上变作露珠，太阳升起后又化作白云升到空中……”写完自己还很得意。交给编辑部后，老舍先生批了几个字拿回给我，上边说：“云是云，雾是雾，露是露，你别瞎搅和。”那时我正崇拜苏联文学，连文风都模仿翻译文字。写文章绝不说“河边有三棵树”，而要写成“树，一棵，两棵，三棵直直地美丽地拉开距离排列在那看得见激流听得见水声的河上，挺立着。”有回我问老舍先生：“人家说我文章写得不顺溜，您说怎么才能顺溜？”他说：“写完了自己关上门先大声吟念两遍，自己念着顺嘴，不打夯儿，它就顺溜。要是连自己念着都绕口令似的，人家也看不顺眼厂这点教导，我受用了一辈子。至今写完文章还要关上门先念一遍。有不顺溜的地方，坚决改过。

    除去公务，老舍还爱揽“闲事”，在他身上分不清哪是分内的事哪是分外的事，甚至有点“公私不分”。解放初期不光写旧小说的作家生活困难，国画家们日子也不好过。齐白石的画在中山公园展销，一幅中堂定价40元人民币还卖不动。陈半丁，于非间更不用提，有位名画家揭不开锅，裱画师傅知道老舍爱画，出于同情，拿了几幅画去找老舍说：“这位先生过不去年了，好歹您留下他幅画得了，价钱由您定……”老舍先生掏出几十元钱给来人说：“这点小意思拿去请他先垫办一下，画我不敢留，艺术是无价的，我哪能随便留人家画？”事后就跟文联的同志们说：“这国画家也是我们团结对象，得替他们想想办法。”在他倡议下成立了个“北京市新国画研究会”，组织大家学习和写生，帮助解决生活困难。当时正重，新翻修天安门。他就以文联名义跟有关领导请求，把天安门内部宫灯、隔扇的绘画工作全为国画家们包了下来，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

    老舍每天上班，总在胡同里碰见两个算命的盲人，见他们生活困难非常同情，又跟文化局和文联同志们说：“解放了，人们不迷信了，这算命的瞎子没生意了。他们里边多数人都能弹会唱，把他们组织起来，教他们为新中国唱歌，既解决了他们的生活困难，又扩大了我们宣传队伍，不是一举两得吗？这事咱文联、文化局也该管吧？”就在他的倡议、奔走下，北京市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盲艺人学习班”。他们下乡下厂，演唱歌颂新中国的节目很受欢迎，还整理了一批传统的曲艺段子，成为一个出色的残疾人演出队！

    1957年因为阴错阳差，我被错划成右派分子。开批判会时，老舍先生对我一言未发。我去劳动改造后，有一次放假回家，见到老舍先生在场，我想躲避，但他看见我了，忙叫道：“这不是小邓吗7你躲什么？”我红着脸说：“犯了错误，不好意思见您。”他沉默半天，说道：“好好干吧，你还年轻呢不是？来日方长嘛。”

    后来我去了东北，再没跟他联系。东北有个剧团，演出了老舍的剧本《女店员》。1965年那剧团派人到北京给老舍先生送演出税。老舍看他的介绍信，便问：“有个北京去的邓友梅，你们认得吗？”那人说认得。老舍就说：“回去告诉他，我问他好。叫他好好干。”那人回来后转告了我，我很感动。过了一年，那剧团搞什么运动。那人忽然跑来找我说：“老邓，你得帮我个忙，不然我没法活了。”我吃惊地问：“什么事？”他说剧团里有人诬告他贪污，他不承认，便派人到北京老舍先生家查证。不料，老舍先生家记的账真跟他交的收条数目不合。账上比收条少好几百元。那人哭咧咧地说：“老舍先生肯定记错了，他要不给我作证，我这辈子就毁了。我要自己到北京找他老人家去问清楚，怕他不见我。他既是你的老领导，求你写个信请他见我一见……”我说我自犯了错误，跟老舍先生已不来往。他说：“我去时他还叫带话问你好呢，你不能见死不救！”

    我实在不好推脱，就冒昧地给老舍先生写了封信交给他。信中只说此人有事求助，请老**见他一见。对此事我不了解，一切由他面谈。

    过了些天，那人回来了。欢天喜地来看我向我道谢。我问他到底怎么回来，他把老舍先生写的证明抄了一份拿给我看。上面说：“该同志送来的演出税确是800元。但我只交家中500，其余300留下买烟抽了。特此证明。”看完我不由得大笑。春节期间，我回北京探亲，有天去青年宫看戏，正碰上老舍先生。我这回没躲避，赶紧凑上前去问候，并说：“我那封信写得很冒昧，您没生气吧？”他笑着说：“你解人之难，我生什么气？做人就该这样。”我又笑问道：“怎么您还留私房钱？师母不至于管得这么严吧！”他小声说：“说实在的，我也记不住他给了我多少钱。见他处在生死关头，我想我认了这笔账比他认了强。万一我记错，冤枉了人家，我这一辈子受良心责备；若是他有毛病，我想有了这次教训他也会改过的……”他说得很轻松，我听了真想掉泪。

    “*****”开始不久，我就失去了自由，老舍先生拂袖而去的消息我却是在极奇特的方式中猜到的。

    “*****”中，造反派每次对我“触灵魂”时，大牌子都挂在我身上，上面写着“右派分子、现行反革命、文艺黑线爪牙”等一串封号，打满黑X。有一回在戏院里开大型斗争会，拉上台挨斗的足有十多人。每人除去身上牌子外，还在面前另立了个牌子，字朝外，不叫本人看，但“黑帮”们互相却能看到的。立着的那个牌子上写的都不是挨斗者本人的名字，而是名气比本人大得多的“黑帮头面人物”。斗谁时叫谁举着牌子站到台前去。发言也跟平日不一样，批判那立着牌子上的人比批判本人的内容多。斗争我时我一走向台前，台下就高喊：“砸烂文艺黑线，打倒反动文人老舍，扫清他的黑爪牙。”批判发言的内容也有点特殊，专说老舍罪行如何严重和我与他有“不可告人的关系”。举出的事例就是我写信为那人要来证明信，证明他没贪污。拿出来的物证则是从我家抄出来的画。那画是我结婚时林斤澜特意到老舍先生家中取来的。当时老舍一边替我找画，一边说：“友梅是山东人，我得找个跟他有点关系的画才称心。”费了半天劲找出一幅松小梦的画来。他亲笔写道：“松年字小梦，为宦山东，以书画名。老舍，一九五三年三月。”因我对此画爱不释手，发配到东北我还带着它，不时拿出来观看。我一进牛棚，造反派连我的被褥都拿去自己盖上了，这画自然也就早成了他们的战利品。挨斗的时候我还没明白这是怎么回事。等我被斗完，站在一边为别人陪斗时，我忽然发现那些写在立着的牌子上的名字，多是已经过世的人，心里马上咯噔一下。再一回忆造反派们批斗我时，反复说“死有余辜”、“遗臭万年”之类的话，我突然心有所悟，估计他已离开这红海洋了。

    开过会后，造反派头头还找我谈了几分钟话。问我：“你对今天的大会有什么想法？服气不服气？”

    我说：“我服了。”(后来看到有些朋友写的回忆录，才知道别人都那么铮铮铁骨般与造反派英勇搏斗，我真感到无地自容。只能腆见着脸活着就是。)

    造反派头头说：“你有进步嘛，为什么这一回服了？说说活思想。”

    我说：“要是老舍都已经被打倒在地踏上了一只脚了，我就没什么可委屈的。”

    “就这一点？没有不同意的地方？”

    我说：“那倒是也有一点。就是我只是在老舍领导的部门工作过，还不够做他黑爪牙的资格。更称不上他的徒弟或学生。你太抬举我了。”

    他说我这是狡辩，推脱罪行，原则认罪，具体否定，是反革命分子已经用惯的坏招，造反派决不上我的当！

    永远的巴金

    巴金先生百年寿辰，对有社会责任感的中国文人，对有理想追求的读者，都是一个喜庆的日子。

    50多年前读先生的书，想像中的作者形象高大而严肃。“*****”结束不久，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日，团长是巴金，我被任做秘书。第一次在这位大家身边工作，就出了个大漏子，刚到东京宾馆，就发现团长的行李不见了。到机场去找，机场说北京根本没运来这件行李。第二天一早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就要接见巴金和全团。巴老的衣服和准备送大平首相的礼品都在行李中。这下可把巴老女儿小林、翻译陈喜儒和我这个秘书急坏了。日中友协古川先生和我国驻日文化参赞听到后亲自出马和机场交涉，请他们与北京联络。查问结果是巴金的行李被发往上海去了。急得我们连晚饭都不想吃了。巴老虽然也着急，却不生气，反倒和颜悦色地来安慰我们说：“先去吃饭嘛，这又不是你们的责任。不要急！尽量想办法补救。看看谁还带有合适的礼品，另选一件。给我临时借件衣服穿就是了，把你们急坏就更麻烦了，是不是？”

    幸好经过多方联络交涉，上海方面在半夜把行李急运到了东京，解了燃眉之急。从此我格外小心，怕再出纰漏。不料有天坐大巴旅行时，我身边的日中友协负责人秋岗先生突然问我：“邓友梅先生，你想不想到你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去看看？要去我们可以安排一下！”

    我毫无准备，一下被问懵了。“*****”刚过去，我谨言慎行，从没跟人说过自己在日本劳动的经历。没想到日本人的档案却如此清楚。我慌忙说了声：“谢谢，请让我跟团长商量后再回答您。”马上走到林林副团长身旁，胆怯地向他忙做汇报，并说明我决没有对日本朋友说过我的历史，是他们主动提出来的。林林同志点点头，低声说：“我理解你，好，等我跟巴金团长商量以后再作回答。先谢谢人家。”回到座位上向秋岗先生再次致谢意，坐下来心中忐忑不安，猜想领导研究起来一定要很费时间。车子到游览地，刚下车就见林林同志走到巴金先生面前低声商量起来，不一会就招手把我叫了过去。林林同志笑着说：“团长同意叫你去。”巴金先生温和地笑着对我小声说：“去吧，去吧。当年的小苦工，今天以中国作家代表团身份回来，显示了中国的变化嘛！好，好！”

    这样。到达广岛后。全团都去宫岛参观时，由秋岗家荣先生陪着我去了山口县德山。本来我对这一个人活动很胆怯，正是巴金先生这几句话，大大增强了我的自豪感自信心。使我重访30年前的劳动故地之行，顺利而得体。

    自此之后，我对巴金先生的文章就格外细心阅读，进一步体会到巴金先生洁身自律，真诚做人的高尚风范。他像一面镜子，面对其慎独反思，自我解剖的文字，人们会照清自己灵魂中的不洁。

    去年我到巴黎，走到“先贤祠”的卢梭铜像下站住了脚步，耳边就响起了巴金先生1979年站在这座铜像下的独白：

    “我想起52年前，多少个下着雨的黄昏，我站在这里，向‘梦想消灭压迫和不平等’的作家，倾吐我这样一个外国青年的寂寞痛苦。我从‘忏悔录’的作者这里得到了安慰，学到了说真话。”

    从那时开始，半个多世纪以来，不论是“激流三部曲”那样的巨著，还是有感而发的随笔散文，发出的都是一个爱国者，一个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文人心声。二三十年代的中国青年，有无数人是看过《家》《春》《秋》后，决心推翻专制，腐朽，残酷的旧社会，投身参加革命的。拨乱反正后又有多少人读了“随想录”的“说真话”文章，引起反思自剖，精神上跨入一个新境界。

    “说真话”三个字，绝不像有人讥讽的只有“小学二三年级的水平”。说别人的事讲真话不易。讲自己说真话就更难。“*****”已经过去近30年，当年紧跟“旗手”裙带、批斗别人起家，靠写大批判文章，演革命样板戏受宠的人物，今天谈起往事时，能“说真话”的占几个百分点？但巴金先生曾在当时被打翻在地踏上千百只脚，却仍在反思中自我忏悔，早在1978年拨乱反正初期，巴金就提出要超越个人苦难来诉说历史，每个知识分子乃至每个人都应反思自己的责任。

    说真话，做真诚人，要以道德为准绳，敢于并勤于对自己的灵魂开刀，自责自审。达到“慎独”境界。“说真话”，有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层次。本人经过十年磨难，重新出土后，也曾写过倾诉，揭示过某些人在那历史环境中的恶行，白以全是“真诚”，但很少谈自己当时隐蔽的心态。更没想到我本人对这场“*****”也有应负的责任。经巴金先生这块明镜一照，就看到了自己灵魂深处的软弱和虚伪。看看巴金先生是怎样说自己的——

    我想，我是在官僚地主的家庭里长大的，受到旧社会旧家庭各式各样的教育，接触了那么多的旧社会，旧家庭的人，因此我很有可能用封建地主眼光去看人看事。越想越觉得“造反派”有理，越想越觉得自己有罪。说我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我承认。说我写《激流》是在为地主阶级树碑立传，我也承认；1970年我们在农村“三秋劳动”，我给揪到田头，同当地地主一起挨斗，我也低头认罪……我完全用别人的脑子思考，别人大吼“打倒巴金”！我也高举右手响应。这个举动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不大好理解。但当时我并不是作假，我真心表示自己愿意让人彻底打倒，以便从头做起，重新做人。我还有通过吃苦完成自我改造的决心。我甚至因为“造反派”不谅解我这番用心而感到苦恼，我暗自对自己说：“他们不相信你，不要紧，你必须经得住考验”，每次批斗之后，“造反派”照例要我写《思想汇报》……我总是承认批判的发言打中了我的要害，批斗真是为了挽救我，“造反派”是我的救星。

    记得70年代初我在奉贤“五七干校”的时候，有一个参加监督组的造反派(也作过我的专家组或“打巴组”的头头)发表过一篇“看牛小记”，很得意地嘲笑“牛们”的丑态……我在病床上反复回想十年的非人生活，我不断责备自己，只有盲目崇拜才可以把人变成“牛”，主要责任还在我自己。

    在那个时候我不曾登台批斗别人，只是因为我没有得到机会，徜使我能够上台亮相，我会看作莫大的幸运。我常常这样想，也常常这样说，万一在“早请示，晚汇报”搞得最起劲的时期，我得到了解放和重用，那么我也会做出不少蠢事，甚至不少坏事。当时大家都以“紧跟”为荣，我因为没有效忠的资格，参加运动不久就被勒令靠边站，才容易保持了个人的清白。

    抚躬自问，像这样的心理活动，我又何尝没有过？在20几年的监督改造中，我想过。做过的丑事远比巴金先生多得多，但就没勇气把它亮在光天化日之下。

    巴金先生怀着忏悔心情把剖析自己灵魂的结果公之于众，恰在这无情的自剖中闪耀出道德光芒。看了巴金先生的“随想录”，令人感到道德人格上的复苏，因为他在审视自己在这些运动中的表现时，看到了与自己当年确立的道德人格标准有了差距。脱离了他在20年代翻译克鲁泡特金的“论理学”时所信奉的正义、互助、自我牺牲等做人标准。他承认在历次运动中没有用这些准则去生活去做人，而是为了保全自己而去写检查，去讲假话，去批判人。这无疑是他道德人格上的一次升华。

    他在世界笔会东京大会上演讲“文学生活50年”时讲到“*****”，他说：“我认为那十年浩劫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大事，不仅和我们有关，我看和全体人类都有关，要是它当时不在中国发生，它以后也会在别处发生。”

    演讲完后，一位日本朋友赶上前来对他说：“你批评了自己，我还是第一次听见人这样讲，别人都是把责任完全推给‘***’。  ”巴金先生当时只是笑笑没说什么，事后巴金先生对我们说：“他的话是我没有料到的，使我头上直冒汗。我清夜深思，我只是轻轻地碰了一下自己的良心，离解剖自己，还差得很远，要继续向前，还得走漫长的路。”

    朋友们对他如此严厉地自我解剖，自审自责，也有不同看法，有人为他担心，有人替他不平。有人说：“你的心是好的，可是你已经不行了，还是躺下来过个平静的晚年吧。”也有人说：“永远正确的人不是有吗？你怎么视而不见？听我劝不要写了，不要出什么集子，不要留下任何印在纸上的文字，那么你也就不会错了。”还有人更直率地说：“你还要接受审查？难道十年的牛棚生活不曾使你厌倦？”

    但是巴金先生说：“对一个作家来说，更重要的是艺术的良心。”  “我这样想：要是我不把这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一个总结，从彻底解剖自己开始弄清楚当时发生的事情，那么有一天说不定情况一变，我又会中了催眠术无缘无故地变成另一个人，这太可怕了！这是一笔心灵上的欠债，我必须早日还清。它像一根皮鞭抽打我的心……”

    因此巴金坚定地说：“我还要续写《随想录》我是从解剖自己，批判自己做起的。我写作，也就是在挖掘，挖掘自己的灵魂。必须挖得更深，看得更加清楚。但是越往深挖就越痛，也越困难。写下去不是容易的事。不管怎样，我要努力写，努力挖，我相信我的努力不是白费的。”

    巴金所以有这勇气与毅力，因为他60年前就立下过誓愿：“就让我做一块木柴吧。我愿意把自己烧得粉身碎骨给人间添一点点温暖。”

    今天，对巴金先生百年寿辰最好的纪念，是记住他的座右铭：尽可能多说真话；尽可能少做违心的事！

    恭送孙犁师长

    在香港报纸上，突然见到京津文人与孙犁遗体告别的照片，愕然良久。再次感到一个令人信仰、崇拜的文学时代，一个招人敬佩、追随的文化群体，从我们身边远去了。

    我想读读悼念他的文章而排解我的哀思，但在香港看不到内地有关文章。我想写篇回忆文章表达后辈的怀念，但心中一片痛乱，集中不起思想来。只模糊地想到，孙犁在文学上独特的成就已得到无可置疑的公认。这是人们经过数十年审视、琢磨、体味而得出的结论。半世纪前似乎还不是这样。

    孙犁许多名作如《荷花淀》等，都是抗战期间在延安报纸上发表的。我在新四军当小兵时很爱读书，有空就去随军新华书店里免费看书。刘白羽的《无敌三勇士》，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艾青的长诗都在那里见到的，但没见到孙犁的名字和他的《荷花淀》。也可能解放区处于被分割状态，书籍交流不易。但报纸上介绍延安等地出版的名作也没太提孙犁这个名字。

    建国后进北京，我住霞公府，出门拐弯就是新华书店，这里经常宣传、推出热点名作，如荣获“斯大林文学奖”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暴风骤雨》，如《李家庄的变迁》、《种谷记》、《王贵与李香香》、《新儿女英雄传》、《高乾大》、《火光在前》、《漳河水》……也许是由于我的粗心，仍然没在显眼位置见到过孙犁的著作。也许在那时孙犁的著作没被视为热门作品。

    我读的第一本孙犁著作《采蒲台》是在疑有统战色彩的“三联书店”买到的。读完之后颇感意外：写的也是抗日军民的艰苦斗争，画的也是根据地的革命图像，却不像喝胡辣汤那样热血沸腾，慷慨激动，而是像嚼青果般淡醇爽口，清心明目，余味无穷。原来歌颂抗战，可以有不同的节奏和音色，同样描绘人民，可以有不同的构图和色调。原来文学是允许有个性的。可以在同一革命目标、人生理念之下，各有自己的心灵感受，语言风格，审美视角，从而写出不同的作品。桃花红梨花白，各按各的意思开，这才叫百花齐放！莺啼鸟叫，各有所好，这才算百家争鸣。

    闲聊中发表了对孙犁的读后感，很快得到一位朋友的善意提醒：“青年同志还是多读点正面反映革命斗争、塑造英雄形象的作品好。”我说：“孙犁写的也是根据地生活呀。”他说：“你没发现对他的作品宣传不那么热吗？”我说：“为什么？”他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但直觉上感到孙犁作品是知识分子味儿的，是用知识分子语言写知识分子眼睛看到的抗战生活，弄不好就有小资气。我说：“我觉得他的作品读起来蛮有味的嘛。”他说：“所以我劝你还是多读点正面写斗争的。有的人还为写作中改不掉小资味苦恼呢，你何必赶着去学？”

    我并没想到在作品风格、气质上去模仿或学习孙犁同志。此属天性，是学也学不来的。但在文字使用上力求严谨、简练、干净、准确，我确暗以孙犁同志为师。

    朋友对我的劝告，当时没起作用。因为没过几年，反右运动一来，我被认为思想上已达到“资产阶级右派”水平，“小资情调”根本不值一提了。所以，我在劳动改造时，箱中仍藏着那本《采蒲台》，有机会就拿出来翻翻。一直翻到“*****”，翻到“***”倒台，翻到***领导改革开放，翻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社会上、文坛上一致肯定孙犁，连攻击过、反对过、批判过、嘲讽过孙犁及其作品的人都改口称赞时，我才悟到孙犁坚持按自己的人生观作人，按自己的文学观作文，要有多大勇气，要有多高涵养。只要合上书闭眼想一下：以孙犁同志的文字功底，生活素材，要写两部被炒红、作者又出风头的作品并不困难，可是他没写。以他老三八式的革命资历，鲁艺教员的资格，建国后混一官半职也是合情合理，可他没进官场。不当红星，不入仕途也罢了，晚年以其文学成就，革命资历，社会名望，做名副其实的文坛名流，在某些社会活动中亮相该是顺理成章的吧，他却婉拒谢绝，退避三舍，静悄悄地躲在他芸斋窗下写他的随笔短论。我没见他写过鼓吹淡泊名利，淡泊人生的文章。但他事实上画出了一幅忠实于自己人生观、文学观的当代革命士人的标准像。细看这幅像才发现，一个不吹不擂，不争不喊，静心为文，默默奉献的人，要比另一类人勇敢，坚强，有毅力，还要比他们更有本事。

    孙犁同志对年轻学子的关心与爱护，韩映山、刘绍棠等文友的文章和谈话中有更丰富而亲切的描述，我没有多少话讲。我感激孙犁师长关心过我的作品，并写文章鼓励的往事。也曾暗地以他的文章为范本，在写作语言上作过点磨炼。但从不敢承认有做他学生的资格。我只能承认自己是他们那个文学时代的受益者和追随者。那是个将传统中国文人品质与现代革命精神结合的时代。他们本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精神，以笔代枪走上抗日战场；他们怀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心情，为新中国建国或歌唱或呼喊；他们把写作视为革命手段，但并不压制自己的文学个性。他们自觉改造世界观人生观，恰恰因此而对真、善、美有更真诚的热爱。他们有得意的时候，越是得意之时越看到自己的不足处，从不得意忘形。他们有很多被曲解受委屈的时候。越是这种时候他们越顾大局、识大体，坚信“退一步海阔天空”。

    中国好文人很多，好人类型也不止一种。孙犁师长只是其中一类，是这一类的典型。我敬爱这一类型，敬爱孙犁师长。为他的离去深深哀痛。像这样的文人太少了。

    长存人间光未然

    去年我写了段“会余杂谈”，说老作家们来开第六次作家代表大会多带有“告别”心态。文章刚发表，就传来张光年先生谢世的消息。作家协会召开“光年同志追思会”，我回忆起一些往事。

    我12岁参加抗日军队，学会两首军歌，一首是“三国战将勇，首推赵子龙，长坂坡前逞英雄”，另一首就是“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老兵唱一句我学一句，既不知歌名叫啥更不知作者为谁。过了两年，新四军文工团需要演小孩的演员，见我能说国语脸皮也厚，调我进了文工团，这才知道“三国战将勇，首推赵子龙”是北洋军阀时代的军歌，早已过时不唱了。而“风在吼，马在叫”则是革命歌曲经典节目《黄河大合唱》中的一段，日本投降后，为接待马歇尔、周恩来、张治中三人领导的“和平执行小组”，我们又重新排演了《黄河大合唱》，“光未然”三字深深印进我的心中，并奇怪地想：写出这么震撼人心的作品还叫“光未燃(然)”，怎样才算“燃”？

    新中国成立不久，我参加“中央西南民族访问团”去大凉山，在西昌小市上收集到一只彝族特有的工艺品——鹰爪杯。用鹰的腿、爪和腹皮做成高脚杯，以生漆刷成红、黄、黑三色。彝族朋友说这杯很贵重，我无意间得了件珍宝。北京同来的人中有一位音乐家杜矢甲，曾在延安鲁艺任教员，我唱过他写的歌“什么花开放朝太阳？”此人资格老却没有架子，跟我相处很好。我买回鹰爪杯时他看了一下，没说什么。访问团工作结束，回到北京，他对我说：“把鹰爪杯原价卖给我吧。你拿它没用，我却十分需要。”我说：“这是可遇不可求的文物，我很喜欢。你有什么特殊需要？”他说：“我要去看个人，想找件有民族特色东西送他作纪念，一直没找到。只能求你割爱。”我问：“你要去看谁，如此令你敬重？”他严肃地说：“光未然！”

    没想到对我无限遥远的一颗明星，被他一句话就拉近到了身边。我二话没说，把鹰爪杯交给了他，并拒绝他回报任何东西。他只好说：“那就算咱俩人送的好了。”

    此事过去也就忘了。过了两年，工作变化调整住房，我搬到了北京铁狮子胡同三号。这里是周边四合院围着中间一栋洋房。洋房中住的有曹禺、沙可夫；南北平房中也住有欧阳予倩和贺敬之。洋房大屋夹缝中的简陋小屋，就住着几个文艺圈的无名小辈。初来乍到，另外几处房住的是谁就不大清楚。有天晚饭后，隔壁一个小伙伴来问我：“你会不会打扑克？黄叶绿同志找人打扑克，缺一个人。”我说：“黄叶绿是谁？”他说：“见面就认识了，你在院里见过。”我就随他去了院子东北角的堂屋，一见黄叶绿果然面熟。在参观她家书房时，我忽然发现那只鹰爪杯就摆在柜子上！我问道：“这杯您是从哪里得到的？”她说：“是杜矢甲送给光年的。”领我来的小伙伴这时才说：“你还不知道叶绿是张光年同志的爱人呀？那你总该知道张光年就是光未然吧！”

    张光年就是光未然！我刚才还真没转过这个弯来。经此一提，才明白我正坐在他家里。

    玩了几圈牌，光年回来了，才知道我天天都在院中碰面，穿一身粗呢中山装，戴顶干部帽，走路子稳，说话很慢，40来岁的这位中年人就是张光年，也就是我景仰多年的光未然。

    借了鹰爪杯的缘分，从此开始与光年半个多世纪的联系。奇怪的是，几十年来我始终未能把跟前的张光年和心中的光未然合成一体。一位是热情，敏捷，是易于亲近的浪漫诗人；一位是作风严谨，深沉，有政治修养的文化官员。对前者崇敬，亲切，感情上有呼应；对后者尊重，信服，却隐隐有一点间距。

    1957年，我被划为“右派分子”，断绝了与多数朋友的往来，当然也不和光年接触。“*****”中，作家协会已被红卫兵冲垮砸烂，其领导成员都被定为黑帮黑笔杆子。我在外地劳动，听说老师张天翼也被打成了反革命。我放心不下，回到北京后冒着危险，混在看大字报的“革命群众”中挤进作协大楼探听消息。一进门就碰到几个红卫兵手执皮带，监督几个带着白色袖标的老年人在劳动。最前边张光年和张天翼抬着张大办公桌正往门外走。我脱口“啊”了一声。他两人一看是我，忙用眼睛示意叫我不要跟他们打招呼。然后，又故意装作没看见我。疾走出大门。我与他俩擦身而过，只好叹口气去看贴满墙的大字报。其中有好多就是“揭发深挖反革命黑帮头目张光年”的“反党罪行”。从这里知道张光年曾为文艺界一些人和事说过公道话，甚至为某些人物和事件去奔走求助。看过大字报也就会想到：在作家协会主持日常工作并兼文艺报的主编，天天处理具体的、麻烦的、并牵扯到一些人切身利益的事务，能不得罪人吗？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十件事中处理错一件只占他工作量的十分之一，而对当事人而言其伤害就是百分之百，并由此结下仇怨。更何况有的事虽由他出面处理，实际上是他在遵守“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看来红卫兵“揭发罪行”也起到点好作用，就是使人增加了对官场人员的了解与同情。

    “***”垮台，***领导拨乱反正，文坛再现生机。一批1957年被打下文坛的作家又成了出土文物，成为“重放的鲜花”，张光年是起了不小作用的。分久必合，我又被调到光年麾下工作。经过几十年磨难，间距似乎消失了。他以前和小辈之间只谈工作，我们在他家打牌。他也从不参与。这次重聚，他有时竟谈起私房话来。有一天我搭他的车从作协回家，在车上闲谈时，从我的《烟壶》谈起，他说他以前对逛小摊，收古董也很有瘾头，50年代常到琉璃厂去以“捡漏”陶冶性情。不然杜矢甲也不会把鹰爪杯从我手中要来送给他了。我问他那只鹰爪杯还保存着吗？他笑道：“这真是缘分，“*****”红卫兵抄家，把所有书画、文物，不管真的假的，一律没收抄走。搬不走就当场砸烂烧毁。只留下两件东西没有动。一件是个古瓷画缸。当时我故意用它装了水，他们以为是小水缸，留下了。其实这倒是很有价值的一件。再一件就是那个鹰爪杯，当时扔在墙角里，满都是土，他们用手摸摸说是‘牛皮做的！’就扔了，结果保留了下来。等一会儿到我家下车看看再走吧，也算纪念。”

    30年前我是他铁狮子胡同那个家的常客，30年来他忽而被重用，忽而被打倒，一会儿住北京干部宿舍，一会儿发配到外省干校去劳动改造。今天他家不知变成了什么样？哪知我到他新家一看，竟然还是那副简朴的格局。书画摆设反比当年还少了。因为被红卫兵抄走后没退回来。惟一比当年多出的一件“现代化”产品是台黑白电视机。

    不久，应日本友人之邀，光年当团长，带作家代表访问日本。我当时正负责作协对外联络工作，和他商量出访日程时，便对他说：“您那个黑白电视机太落后了。这回带个彩色的回来吧。那边彩电质量好，价钱低，不像咱们要购物票，咱们出国人员都有一个指标。”

    他却苦笑着低声对我说：“人家票是不要，可钱还是要的哟。我哪有这么多外汇买彩电呀！”

    他见我似乎不信，便解释说：“我写作旺盛期，正在抗战，没有稿费可拿，现在有稿费拿。我没时间写作了。就靠这点工资生活，哪里有钱买彩电？”

    我听了真的很震动。一位国内外知名的诗人，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人，唱了半个多世纪唱遍国内外，今后还要继续唱下去《黄河大合唱》的作者，竟然连买个彩色电视机的财力都没有。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90年代，光年才算完全从繁琐的行政事务中撤到二线，操劳奔波半个多世纪，得到安心写作机会，已年过80。因此，在一年前连续接到光年托人送来他签名的新作《语体翻译本》和厚厚两册《日记选编入令我钦佩不已。连夜给他写了封感谢信连同我的两本著作叫作协转交给他。相识半个多世纪这是我第一次写信给他。

    去年底中国作协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来与大家合影时，恰好光年与我的座位挨得最近。我伸过手去与他握手，见他虽身体清瘦，但精神抖擞。我说：“您看起来身体很好！”他苦笑着小声说：“癌，又有新的发现。”

    我震惊得一脸茫然，不知说什么好，他反倒安慰我说：“暂时还没什么，不必担心。”

    会开完我就到香港。没出十天，就看到了他西行的消息。

    张光年同志走了。但诗人光未然，在《黄河大合唱》的旋律伴奏下，长存人间。

    致苗得雨“谈丁玲的一次讲话”

    得兩：

    意外地在《今晚报)上读到了你(记丁玲在文讲所第二期的辅导谈话》的稿子，想为你请功(只是一时不知向谁去请)。丁玲那次讲话对我们那批人有很大影响，你的记录对当代文学史研究极有价值，很可能是孤品。因为那天丁玲来我们宿舍事先并没通知，来后也没特意集合学员，随随便便。谁碰上谁参加。到场人不多，记笔记的人更少，(她反对说点什么学员都记。)经过40多年风霜雪剑，同学们有的离开人间，有的退出文坛，我等的笔记文稿又麻烦红卫兵、造反派们多次查抄烧抢，早已消失殆尽。你居然保留住这珍贵的记录，文坛何幸，学界何幸！我写这封信并公之于众，就是想为你作证。证明你的记录是真实的。除因口音关系，有个别字听错，其余全部真实。

    记录十分宝贵，不过她当时谈得很零碎，记也难成系统。有些“话出有因”之处，不了解其背景，只从字面很难领会其中奧妙。你说：“因系记录，每个意思会有一些前(言)后语，应全面并有分析体会。”我想大概也是这个意思吧！

    为此，我觉得有些地方作点注释怕是必要的。只举一处为例：

    你记有这么几句话

    “有人读书，读了后就明白了这书的主题、构思、人物、场面。我这人不同，我不同意这种读书方法。看书要滚到生活里去，书里的情感，与自己的情感贯穿在一起。太清楚的人，太“理论”的人，往往没意思……

    “我们读书是教条的，按着几条去读，几条读出来了，证据是有了，但里边动人的地方倒忘了。

    “读书是一种享受。读着(此二字苗得雨记录为‘斗争’，错了。)有一种味道，很高的，可以忘掉一切的味道。享受很久了，在脑子里形成一种愉快的东西，有一天碰到一种思想，构成了一个主题，这些享受都活了。”

    话挺简单，但只从字面读懂，并不能理解真正含义。因为她有的放矢，是针对二期学员的活思想说的。

    咱们二期学员和一期一样，专招革命历史较长，写出过有影响的作品，但没有机会进学校受正规教育的青年作者。他们有较厚实的生活积累有一定的思想水平，有主动自觉的学习态度有学以致用明确目标。初入学时所里怎么教大家怎么学，如饥如渴，颇为满意。但学过一学期后，感到这套教法和学法颇有不足之处了。

    50年代初的“一边倒，学苏联”，虽没像“*****”中学老三篇那样要“当作座右铭来读”、  “活学活用，急用先学”，却也形成了一套模式。有人把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捧为文艺工作者的不二法门。把信奉不信奉这套学说看做革命不革命的分界线。在这个政治性的前提下，不同艺术门类又搬来各自样板。如演戏的，就要照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路子演。有个京剧班要排《群英会·借东风》，新派来的“导演”就要演员写诸葛亮“角色自传”，替曹操找“内心独自”！科班出身的老伶工一夜之间忽然都变成“丸子”。要写诗，不学马雅可夫斯基也要学莱蒙托夫、普希金，甚至模仿他们的造句(大家不懂俄文，实际上模仿翻译的文字)。有同学开玩笑，模仿“苏式诗”编了个顺口溜：“某某诗来作，看见马雅可，厕所讲卫生，保卫那和平……”

    听课也听出一套程式：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不管讲屈原、曹雪芹还是讲歌德、但丁，内容都相似：一、时代背景；二、作者生平；三、主题思想；四、故事结构；五、人物塑造……(也就是丁玲说的“主题、构思、人物、场面”)论述词汇也多苏联式的套话，再生动的作品经这么一讲也变成一篇政治图解，枯燥无味。

    我们的学习是自学为主。按文学史的顺序读书。读书又分精读和浏览。凡马、恩、列、斯(当时还不包括毛)等革命导师肯定过的作品属“经典作品”，都要精读。这本来是我们喜欢的好事。但要求按讲课堂上那套程式解读，读完还要按“时代背景，作者生平……”这套规矩写论文，就变成苦差事了。像我这样悟性低的人，有的作品尽管革命导师夸好，可我就看不出兴趣来。导师夸奖歌德，可我一读《浮士德》就打盹；导师肯定但丁，可一读《神曲》就犯困！硬着头皮当作革命任务读了，读着如同嚼蜡，读完脑子发蒙，什么也记不住！

    我们把学习中这些困惑反映给所里，并请他们直接汇报给丁玲。大家明白这套模式是经领导认定的，有政治含义的，故做好了被丁玲反驳，挨丁玲批评的准备。

    没想到丁玲竟做了这样的回答！我们说按“主题、构思……这套顺序来读书，读倒是读明白了，可写作时一点用不上。”她竟说：“有人读书，读了后就明白了这书的主题、构思、人物、场面。我这人不同，我不同意这种读书方法。”

    “我们读书是教条的，按着几条去读，几条读出来了，证据是有了，但里边动人的地方倒忘了！”

    那应该怎么读呢？

    她的主张是：“看书要沉到(书里描写的)生活里去，书里的情感，与自己的情感贯穿在一起。太清楚的人，太“理论”的人，往往没意思……

    对读书与创作的关系她说：“读书是一种享受。读着(此二字苗得雨记录为“斗争”，错了。)有一种味道，很高的，可以忘掉一切的味道。享受很久了，在脑子里形成一种愉快的东西，有一天碰到一种思想，构成了一个主题，这些享受都活了。”

    坦白地说，这些观点和主张，在那个时代是“另唱一个调子”。用现在的活说有点新潮、前卫！我们这些年轻人听了又震惊又喜悦耳目一新。我们再读书、写作就可理直气壮改用我们赞同的办法。但她的话传到别人耳中也引起了另一种反映。1957年丁玲被错划右派后，二期学员全都召回讲习所集体解毒。有的同学被错划成右派，原因之一就是向别人传达过丁玲这次讲话。

    得雨，我觉得只有了解这些背景材料，再读你的记录感受会大不相同，也会对丁玲有更多理解。顺便说一句，在她晚年，不止一人说她保守，叫她“老左”，我们同学中就没一人对此表示过同感，就因为我们了解她。因为我们看到的是思想解放、求真求实、热情坦直、快人快语的丁玲，我们看着她为此付出了过重的代价。

    谢谢你保存并发表了这篇记录。今年是我们老所长丁玲同志谢世12周年，你发这篇记录是最好纪念。

    祝你

    身健笔健

    邓友梅

    一笑泯恩仇

    近几个月，北京文坛飘起一缕不大不小的温馨之风，吹得银发一族泪眼含笑。连中青年也跟着激动感慨。风源来自两封信。而信又是由徐光耀的一篇文章引出的！

    徐光耀写了一篇2万多字散文《昨夜西风凋碧树》，发表在今年初文学刊物《长城》上。写的是1957年那场风暴中，他在文学界，特别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亲身经历。写了他从青年作家落进右派分子泥潭的经过。中国作家协会反右的第一大案就是“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光耀和我都是丁玲任所长的“中央文学讲习所”学员，被视为“丁玲小集团”的成员，光耀写了他奉命违心地揭发丁玲“罪恶”，却仍没逃出自己也被划为右派的命运的经过。

    文章写到了许多人和事，有一段写的是当时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人刘白羽先生。批判丁玲的大会多是由刘白羽主持的。徐光耀写他奉命参加大会，会前有人用劝告口气指点他：“你是丁玲和陈企霞的学生，对这场斗争应该有明确的态度。这对你是有好处的。你考虑，是否可以在大会上发一次言呢？”又嘱咐他，发言稿写出来，先交大会**审阅。

    徐光耀并不掌握丁玲“犯罪事实”，而不发言又不行。苦思了通宵，只得把以前回答作协调查写的信中不利于丁玲的“事实”单挑出来列为罪状，重点放在对丁玲的“批判”上。最后(对丁玲)写道“我以你学生的名义，吁请你痛改前非，争取回到党的怀抱中来。”

    发言稿开会前就交给了刘白羽，会上却没叫他发言。接着徐光耀写道：

    大会又开半天。临散，背后有人捅我，说刘白羽叫你。转身一瞧，在大圆柱子那里，果有刘白羽在候着。他那张本来很白皙的脸，此刻更白了。嘴角紧闭，一双眼直盯着我走到他跟前，右手忽的一掷，我那发言稿就向胸前飘过来。我急忙抓住，到听清“你还‘吁请’啊！”这句话的时候，他已转过脊背，走到圆柱后边去了。

    ……

    光耀文章引起轰动，尤其是我们有共同遭遇的同学，读来真有往事不堪回首之感。同时，我在阅读中也产生点疑问：像刘白羽先生这样被真名实姓写到的当年领导过反右的人，看了有何反应？会下会把已经淡漠了对立情绪又提升起来7

    过了不久，河北省召开《昨夜西风……》的研讨会，我们几个同学赶去参加。除了向光耀热烈祝贺并称赞他的杰作外，我也悄悄问他除了我们这些人之外可曾还听到来自另一方面的反映？他拿出一封信来给我看。我先看了一下署名，只见恭恭正正签着三个字：刘白羽！

    我急忙从头看起：——

    光耀同志：

    友人传了一册《长城》给我，我立即把《昨夜西风凋碧树》读完，字字血泪，正义之言鞭挞着我的心灵，你在那历程中所承受的痛苦，都是我的罪孽所造。光耀同志，我羞惭，我恸心，我无颜要求你原谅，但我要说出我永恒的遗憾，包括在那失去理智的时代，我对你不礼貌的行动，我只有远处向你深深的谢罪，谢罪。

    光耀同志！其实我是敬重你的，因为抗战时，我到过冀中、冀南，我多么希望有一本血与火的书，终于读你的《平原烈火》你为受尽折磨的人民，你为枯骨如霜的死者，发出忠贞之声，只有真正的共产党员，才能写出这样崇高的书。我们向你致党的敬礼！

    如果可能请出版社给我一本2000年1期《长城》(即发表徐文的一期)，因为手上一本还要还。我没有你的详细地址，只好寄出版社。……

    刘白羽

    我看得眼睛被泪水模糊起来。我说我很感动。光耀说：“我也很感动。可是也有人怀疑这信是否出于真心。”

    我说：“怀疑什么？白羽同志是80多岁的人了，大部分时间住在医院。对名利皆无所求，无所求就无所惧，而且没人逼他，劝他表态，出自良心写下这自责自疚的文字，我们敬重还来下及，怎么可以怀疑？有几个人做到这一步！怀疑白羽是作秀？倒退一万步讲，就是作秀也比死不认账的人强，至少是承认当初错了。你没见有些*****的受益者，至今还花言巧语粉饰他们当年的行径呢！”

    光耀点头说他完全同意我的看法。他已经给白羽同志写了回信。准备得到白羽同意后，两封信一块公开发表。

    果然，不久报刊上和白羽的信一起登出了光耀的回信：——

    刘白羽同志：

    接到您3月29日信，很感动——我们全家都很感动，一下子使我对你的思想品德有了新的认识。纠正了我以前存留的某些偏激看法。您是一位有党性的高尚长者。

    但您对待自己仍然过分了，过镨是有的，谈不到罪孽，也无须谢罪，以往的种种不幸，都不是您我之间的恩怨造成，那是一个时代，一种体制所造就的错误，个人可以承担某些责任，但不能承担主要的，更非全部责任。个人是承担不起的，您我都有对党的无可怀疑的忠心。我们都是尽力按照上面来的精神行事的，悲剧是这种忠心到了分不清是非的地步，如果您我调換了位置，我整起您来也会毫不手软的。所以，从个人说，最大的教训之一是迷信。

    在战争年代，我读过您不少小说，那个在马背上飘着一只空袖筒驰骋疆场的政委形象，至今记忆犹新，那时我们的心贴得有多么紧！可惜，后来的“阶级斗争”把我们“分裂”了。造成这种惨剧的原因是一定要深刻总结的，我非常赞成一位诗人说的话：在历史的长途上个人的恩怨得失自不足道，而血肉换来的经验，却该认真记取，前者宜粗不宜细，后者宜细不宜粗。

    谢谢您的来信，它不仅启发我想了一些问题，也使我对您更加敬重了。以超过八十的高龄，能睁眼面对以往的过失，勇敢而彻底地否定它，这比起那些以发表假日记，假书信来美化自己的人来，真真高下自分，不可同日而证语的。衷心祝愿您抚平创痛，保重身体，健康愉快。

    致

    敬礼

    徐光耀

    2001.4.3

    我逐字逐句把两封信都抄下，交大公报转载，因为觉得这是一字千金，将传于后世的大块文章。比那些半尺厚的假话废话要有价值得多。从这里才知道什么是中国文人的品格，气量和信念。

    写到此我这文抄公的任务本已完成。忽在当日中国作协出版的文艺报上看到《第二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名单》，在《1997．2000全国优秀散文杂文获奖作品》一栏，赫然印着《昨夜西风凋碧树)的篇名。我感到又一股和暖之风迎面扑来。这样的人，这样的文，得到中国最高级的文学奖项。令我想起一首歌：爱我中华，爱我中华，爱我中华！

    心香祭故人——送别端木

    端木同志谢世，我等候讣告，准备告别，始终没有消息。后来才知道，他留得有话：不举行仪式，不通知亲友。耀群同志忠实于他的嘱托，悄悄把后事办完了。

    我该早想到这做法，这才符合他的秉性。只得呈心香一  ，送别故人。

    建国之初，端木刚从香港回到北京，还没安排工作就参加“北京市大众文艺创研会”的活动，我在会上和他相识。北京市文联成立，端木任创作部长，我是他的“部下”。我俩同时入党，又并排站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台下举手宣誓。近半个世纪里，不论顺境和逆境，都没断了联系。这该算作缘分！多年来他都以老大哥的身份待我，其实不论按自然年龄还是按文学辈份，我都应尊他为长辈。我在文工团唱过《嘉陵江上》，初学写作就读他的小说。想像中他是个才华出众，倜傥不群的样子。所以那天看到一个30多岁，谦恭平常的人随老舍、赵树理走进“创研会”客厅，压根没想到是端木！这三人打扮各不相同：老舍西装笔挺，头戴礼帽，手持司提克，标准的英国绅士；赵树理穿粗呢制服，脚蹬家做千层底布鞋，典型才进城的“科以上干部”。端木身穿又肥又大，新买乍做的干部服；脚上却蹬着质高色亮，尖头刻花港式皮鞋。不洋不土又洋又土。赵树理一说他的名字，大家惊叫着站起来欢迎，他有点手足无措。开会时他还有点拘束，坐在一边点头，捡笑，却不发言。有人请他发言，他说：“刚回来，听什么都新鲜，很兴奋。先听吧，熟悉了才有话说。”

    我觉得他够慎重的。但慎重的人也有大意的时候。过了不久，报上批判电影“武训传”他不甘寂寞，热心写了篇文章。发表后却被认为“明批暗保”。文联开座谈会他检讨过失。文章内容我已忘记，但他作检讨时样子忘不了。据说是头一次当众检讨，他声音压得很低，充满自责却说不清错在哪里，为什么会错！有人问他：“写这篇文章的动机是什么？”他瞠目结舌，摊开两手像回答别人又像是责问自己：“除了想做点工作，还能有别的动机吗？真不可解！真不可解！”但他只是困惑，自责，并没有反感和气恼。我第一次发现名人也有不知所措的时候。

    此事过后，他到大红门，鹿圈一带参加农村改革，深入生活，加强改造去了。在下边时不断写信来，把工作感受与思想变化向党组织汇报。这哪像刚从外边回来的专家？解放区来的干部也未必都能做到。同志们很赞佩。不久之后，他成为新回来的人中最早入党的一位。反没人感到意外了。

    入党后端木自律颇严。他没想好新的写作路数，暂停写他擅长的小说，散文。但并没停笔。他配合宣传“婚姻法”把赵树理小说改编成评剧“罗汉线”，为“反对武装日本”与人合编京剧“戚继光斩子”。  “罗汉钱”发表了但没演出，“戚”剧演出后效果平平。他都处之泰然，他思想有准备：只要完成政治任务，不计较个人得失。我无能力评判这样做对文学运动的利弊，但确信他是出于政治责任感才这般行事。

    那以后端木没再因为发表作品惹麻烦。但从胡风事件起，直到“*****”，过去的人与事，文坛旧案，士群传闻之类仍使他没得到几天安宁。

    写作停顿，端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修养与热爱，只能从读书和生活情趣上看到了。

    端木和赵树理是我们宿舍藏书最多的两人。他俩希望我把小说写好，都主动借书给我。树理拿给我的是“七杀碑”；端木则借给我选了“宋人话本七种”。一位劝我“参考其写法”。一位叫我“领会其神韵”。两位的忠告我都听了，对我的写作风格都起了作用。我还随他两人逛过街。端木爱去琉璃厂，树理去钻和平门破烂市。端木买小瓶小罐，寿山石、山核；树理则买生锈的钢笔架，日本三弦琴。端木没事拿着放大镜看他的小古董，赏心悦目；树理闲来弹日本弦子，有板有眼。这增加了我的文化情趣，为后来写“烟壶”种下了远因。

    端木还曾经喜欢过临帖写字和种花养草。种花成绩不佳。养了一棵河柳，不死不活。种的兰草。也没见开花。临帖却大有成绩。文联开会曾请他为会场写过篆字楹联。但写字也给他添过麻烦。有位朋友初学国画，却自视过高，以专家自居，听不得批评。有天画了幅写意“红牡丹”。坚请端木为之题词。端木碍于情面，不好拒绝。思忖再三，题了数行。大意是“人说洛阳有白牡丹，色如何纯洁，形怎样完美，堪称盖世绝伦。”完全是夸好。我看到后问端木：“这是您题的？”他说：“人家要我题字，我怎好拿架子？”我犹疑着说：“这画有这么好吗？”端木笑着说：”‘你没看明白，我夸的洛阳白牡丹。他这画的是红牡丹……”

    瞧他这机敏劲！既表达意见又不伤感情。可见在创作上施展才情的机会如果更多些，他为人们留下的佳作更多！

    那几年，端木文采也曾有两次闪光。批判“红楼梦研究”引起的热潮中，他在文联内部作过个“红楼梦札记”的学术报告。大家公认“真有学问”，  “真下功夫”、  “真有见解”！另一次是1956年秋一1957年反右前，他连续发了“马戏”，  “山核桃”等几篇随笔，看得我目瞪口呆，至今连篇名都没忘。我相信那是解放之后，拨乱反正之前，最见端木本事的作品。才华，灵气决不在“科尔沁旗草原”时期之下。且有上升之势。

    也就是在发表这两篇作品之后，北京文联开展了“大鸣大放”。热心人出了张墙报起名叫“仙人掌”。要发挥端木书法特长，请他题写报头。端木当然答应。答应后却沉吟起来。小声说：“仙人掌，浑身是刺，这有点犯忌吧。”抬头见我在旁边，就问：“小邓，有一种开花挺漂亮的仙人掌科植物，叫什么？”我说：“你说的是不是令箭荷？”  “令箭荷？对，就是令箭荷！”他爽朗一笑，铺纸润墨，提笔写下了七个大字“仙人掌上玉芙蓉”！自己端详着说：“不光有刺，也有花，好！”

    结果也没好到哪儿去，编辑和投稿者大都摊上事了。端木擦边儿，虽没有戴帽，从此却步履维艰。谈不上写什么作品了。

    “*****”中，造反派忙于狗咬狗无暇旁顾时，我溜回京探亲。悄悄到北京文联，想看望一下故旧。刚进楼门就看到一个老年人，旧毛衣外套件破棉背心，一手拿笤帚，一手端簸箕，低眉塌眼，弯腰驼背在大字报缝中扫地。我走近时他一抬头，我俩都愣住了。他骨瘦如柴，面色死灰，乱发夹有白丝，额头带有伤痕。眼神先是意外，随后惶恐，再后悲凄。“端木”两字我还没出口，他吸口凉气，做出不认识状，扭转身低下头继续扫地去了。不一会有只猫从大字报后窜出来到他面前，他不高不低的冲那猫说：“别显魂了，快走吧！别人躲还躲不及，你上这儿来找麻烦！”说完头也不回，匆匆端着簸箕走到楼后去了。我望着他的背影，默默离开了北京文联，这个引我走上文学之路，又使我落进苦难深谷的所在！

    千幸万幸我们熬到了***同志举起帅旗的年代。赶上拨乱反正，幸逢改革开放。我们等到了第二个春天！端木不仅宝刀不老，而且创作上进人了第二个青春期。当我拿到“曹雪芹”第一卷时，我为端木，也为我们一群朋友感到幸运和安慰！

    当我为端木晚年的成就而庆幸时，不会忘记这也有另一个人的心血辛劳，为此我借此机会向耀群大姐道一个谢字。你以自己的整个生命、默默地支撑着端木的拼搏，从而才使他的理想实现，把你们共同的心血化作文字，呈献在读者面前。

    端木一生逆境比顺境多，但对新时期以来难逢的机遇悟得早，把得牢，在贤内助支持下，短短数年完成了本需大半生时间才能完成的工作，为我辈做了光辉示范。

    只要中国有文学，小说有读者，端木蕻良这名字是不会被忘却的！

    安息吧。兄长！

    端木书房

    近日见解放日报发表舒乙兄文章，谈庆祝回归5周年，“中国现代文学馆”香港举办展览。展出三个书房的佳话。“文学馆”是由巴金先生发起并捐赠自己的稿费启动，经***同志批准，政府资助承建的。收藏大量珍贵资料。“作家书房”就是一项。展览举办时我恰在香港。碰巧这三间书房原址我都曾到访过。就回忆起一些往事。

    且说端木的这间。1949年冬，端木刚由香港到北京时住在***招待所。1950年春北京市文联成立，端木被任命为创作部长，搬进“霞公府5号”北京文联。这个日式楼房是沦陷时期日商“清水组”的公司。三层以下是办公室，四层是宿舍。东西一条通道，两侧对列房间，房间都一般大，不到lo平方米。我和后来任全国文联副**的罗杨两人住一间，两床之间刚能走过一人，没地方放桌子。端木是名家兼部长，独居一室，就有书桌和座椅。靠墙还有固定的书架。那桌椅的摆法。和今天展出的相似。但要拥挤杂乱得多。桌椅之外，地上还摆了个旧货摊上买的瓷缸，缸中泡着棵半枯的树枝。他说这是“水柳”，叶子长满后很好看。只可惜从没见它长满过叶子。墙上还挂着他自己写的字幅(当时他在练写篆书)，和旧货摊收来的画，有次他把旧画取下换上一幅朋友画的“红牡丹”。上边有端木自己题的款，说“洛阳有名花黑牡丹。美得举世无双……”(大意，原文已忘)。我看后坦直地说：“我看这画不如你原来挂的旧画好，你郑重挂上，是为了尊重作者吧？”他说：“人家特意画了送我。我当然要郑重挂上。”我说：“既是朋友就该实话实说，你这题词夸得过分点了吧？”他笑笑说：“你没看懂。再瞧瞧，我夸奖的黑牡丹呀，他画的是红牡丹……”

    屋子小无法待客。来访的人也不多。惟一常来找他的就是吴祖光。那时端木单身，祖光也是独行侠。他有空就骑辆从香港带回来、被北京人视为高档品的风头自行车来找端木，一聊就是半天，我就是在端木屋里认识的祖光，后来同时当了右派，重新出土后，我的小说《那五》发表后，祖光头一个写文章给我鼓劲，此乃后话。

    端木在这间书房中写过几篇作品，很少被人谈到。其实这几篇东西反映了建国初期端木的创作心态。他从香港回来满腔热情要写作，但以当时的文坛气候，他感到写他熟悉题材却与现实不搭界，写工农兵又缺乏生活。于是他就放弃小说，与文联的编辑，多尔衮王爷嫡系后人金寄水合写了京剧本“戚继光斩子”，为解放台湾鼓劲；接着又配合宣传“婚姻法”，把赵树理小说“罗汉钱”改编成了评剧本。另外，他还边读边写，写下了厚厚一本“红楼梦札记”。其文并未发表。但在“批判红楼梦研究”学习时，他曾以此为据写一两篇评论。他后来写“曹雪芹”，我相信这材料起了不小作用。

    20世纪50年代中，北京文联搬家到北京西城六部口，端木的房子大了点，但桌椅笔砚还是原套，书房格局保持原状，仍同样的乱。不久我成为右派离开北京。“*****”期间，我趁回京探亲机会，混在看大字报的“革命群众”中溜进文联楼内打探熟人消息。刚进门就看到一个戴着白袖标的驼背老人弯着身子扫楼道。人来人往从他身边走过，他既不抬头也无反应。一看正是端木。便走近他身边，故意轻轻咳了一声。他歪着头轻轻扫了我一眼。先是一愣，和我对视了有两秒钟，马上又低下头继续扫地，脸对着地面自语般小声说：“还不快走，叫人发现想走就走不了啦！”然后头也不回匆匆走到楼后去了。我带着一心酸楚离开，一走又是10年。70年代末作为“出土文物”又回到北京文坛，和林斤澜一起去看他。这时他老夫妻还挤在“虎坊桥”一间小屋中。所有的书籍，稿件都像垃圾样堆在过道。像是难民营模样。又过数年，***领导拨乱反正，取得了很大成绩，中国文化界这才起死回生，开始欣欣向荣。北京文联建成了和平门里这套高级住宅。端木搬进新屋，又有了书房。但经过数十年变迁，端木书房竟并没变其基本格局。最根本的变化是有了太太打扫收拾，不再杂乱而整洁舒适，如现在展出的这样，像个名家书房了。

    90年代作协召开代表大会，香港曾敏之、刘以鬯、潘耀明等作家来京，我带路去看望端木，大家就在这书房里喝茶聊天的。那天端木刚刚拔了牙，指着自己的嘴说：“几年没见。看看，我已成了‘无齿(耻)之徒’了”。那竟成了最后一次见面。

    在香港图书馆看到他这间“书房”，真是百感交集。

    草明同志——文学红色娘子军

    去香港探亲回来，知道草明同志西归，默默悼念良久。往事涌上心头。

    解放初期，我因只熟悉战争生活，不了解和平建设，写作上有危机感，便努力找反映工业建设的文学作品补课，找来的头一本书就是描写镜泊湖水电站的小说《原动力》。从这本书上初次看到工业战线复杂斗争和产业工人的光辉形象。因为对作者极为敬佩，记住了作家草明这个名字。

    1951年我参加“赴朝慰问团文艺创作组”，到大连去写作反映抗美援朝的作品。来自各地的创作人员先到沈阳集中，再一起去大连。林斤澜、路翎和我几个年轻人随组长田汉、支书田间和安娥、黄药眠等老作家到了沈阳，一下火车就见到一大群当地领导人挥手迎接。我们知道人家是来迎接田汉先生的，就悄悄的往后捎，跟老作家们拉开距离站住。看前边的人寒暄问候一阵开始往外走时我们再跟着走，忽然从前边朝我们走来一位女同志，个子不高，笑容满面，用带有广东腔的话问：“路翎同志呢？哪位是路翎？”路翎马上向前走了一步，笑着伸出手说：“我是路翎”。那位女同志握着他手说：“我是草明。”我听了一惊，没想到这位朴素的大姐就是《原动力》的作者。她和路翎寒暄后就走到我们面前来，我报名说：“我叫邓友梅。”她笑道：“小鬼嘛！你批评武训传的文章，可老气横秋的……”

    在沈阳她先做主人招待我们，然后也参加了我们创作组一道去大连写作。并且担任了临时支部的委员。但她不是一个人来的，还带来一个10多岁既活泼又腼腆的小姑娘。我们问她叫什么？她小声说叫“娜佳”，我觉得是个苏联式的名字。休息时大家就逗小姑娘玩，她的出现给我们组增加了快乐气氛。但草明带着孩子，显然她比我们要辛苦得多。背后大家都为她的拼搏精神感动。

    从这时起，开始了我和草明同志半个世纪的交往。1962年她在鞍钢挂职，我以摘帽右派的身份调到了鞍山，她特地约我到她家相会，去之前她还特意收拾了一下房间，把她收藏的各种贝壳摆出来供我欣赏。谈话中她关切地指出我要注意的问题又给了我不少鼓励。过了两年她调到北京文联工作了，她听说我来北京探亲，又特意找来北京人艺《茶馆》的戏票请我和陈淼看戏。拨乱反正、落实政策后，我也调回北京文联工作，头一天去报到就碰见了她，她说：“《我们的军长》、《话说陶然亭》我都看了，姜还是老的辣哟。”我说“再老也老不过您去吧？”她哈哈大笑，然后真诚的说：“你总算熬到出头之日了，以后别的事少管，好好写点东西吧。”80年代中，我们又先后调到中国作家协会工作。家也搬到了一个楼上，成了邻居。常见到有一位中年女士全身心陪伴她，照顾草明工作，使她毫无顾虑的全心投入工作。过了好久，有次和这女士闲谈起来，才知道就是50年前和我们一道在大连玩耍的那个小姑娘。名字叫“纳嘉”，不是“娜佳”，纯粹中国名字。

    半个世纪相处，我对草明同志的印象一言可蔽之：这是位文化界的“红色娘子军”。

    她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在文学创作中。而且是绝对严格地依照毛**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精神，长期地五条件地深入到火热斗争中去。长期任职在工业建设第一线，熟悉劳动人民和革命干部，热情表现他们的业绩和人格，表现她们的生活和感情。《原动力》、《火车头》、《乘风破浪》……这些真正来自生活第一线的文学作品，一部接一部出台，几乎与现实生活中的工业发展同步前进。只看名字就可意会到中国工业的阶段性。直到晚年，她焦虑的仍是写作。去年作协领导听说她身体欠佳，前来探望，坐了好久，她反复只说一句话：“我现在写东西有困难，我难过……”

    草明同志出身于工人，又是老党员，她对党和劳动人民有着深厚感情。她从鞍山调北京时，全国经济刚脱离“三年困难时期”，她的生活也很艰苦。可是她在动身之前，把半生积下的几千元稿费全部从银行取出交了党费。我和她一起访问日本时，有次在京都，我们去瞻仰周总理诗碑。从平城京乘木船，由船夫手划木桨，沿保津川顺流而下，这一路山南水深，石多浪急，十分惊险，船夫们的拼搏精神令人起敬。下船后文友们互相结伴拍照。草明却坦率地向主人提出个要求：“我想跟船夫一块拍个照，我最喜欢劳动人民。”船夫听了异常感动，马上登岸来和她握手拍照……

    我听到草明同志去世消息后，第一个想起她的往事恰就是这件事。由此才回忆起对她的整个印象。草明同志走了，也因为这件事，更使我感到草明的作品和作风，带有走过艰苦革命历程、直接受到毛**政治、文艺理论教育和影响的一代文人的共性特征。这是为中国革命、为中国革命文学做出不可替代成就的一代文人。

    漫忆汪曾祺

    曾祺西归，报刊约我写悼念文章我婉拒了。心中乱糟糟的，几句悼文能表达多少哀思？安定下来后，再冷静记述回忆更好些。曾祺人缘好，朋友们写的悼念文章各报刊都能见到。并不缺我这一份儿。

    汪曾祺和林斤澜是建国后我结识得最早的朋友。说这个没有自吹之意。他二位成仙得道，我望尘莫及，是后来的事。47年前还处在大哥二哥相差不多的阶段。曾祺虽已出过小说集，是沈从文先生入室弟子，但这没给他戴上光环，倒还挂点阴影，被认为曾是另一条道上跑的车；斤澜在台湾是地下党员，蹲过国民党军事监狱，九死一生跑回来后只着迷写剧本，写的不少却一部都没上演过(至今也没听说有人上演)，相比之下当时处境最顺的倒是我。小八路出身，写工农兵，在“批判武训传”等“战斗”中表现得既“左”又“粗”。文章虽写得平平却被认为“党性较强”。我与曾祺、斤澜感情密切，好心的同志还提醒：“交朋友要慎重，不要受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影响！。”

    他俩没嫌我“左”得讨厌，我也没觉得他们“右”得可怕，成了推心置腹的朋友。我对这二人细品起来还有区别。跟斤澜是北京人艺的同事、又是我把他拉进北京文联。完全平起平坐。我喝他的酒，他抽我的烟，谁也不等对方招呼。只是我喝酒有啥喝啥，不挑不捡。他要烟却目标分明。给次的他不要，指着我的口袋喊：“凤凰，凤凰，你有好烟在兜里揣着呢！”。我只好把藏着的好烟拿出来共享。对曾祺我当兄长对待。写文章虚心地听他批评；读书诚恳地请他指导，连喝酒都照搬他的喝法。曾祺家住东单三条，文联在霞公府，上下班经过王府井。路边有个小酒铺卖羊尾巴油炒麻豆腐。他下班路上常拐进去“吃一盘麻豆腐”，他约我去，由他付钱，麻豆腐之外每人还要二两酒。他并不劝酒，只是指着麻豆腐对我说：“光吃麻豆腐太膩，要润润喉。”说完就抿口酒。我亦步亦趋，吃一口麻豆腐润一下喉，没多久酒量就上了新台阶！

    讣告上说曾祺“终年77岁”，可我怎么也不相信，那时他才交“而立之年”。中国人提倡“老要张狂，少要稳当”，汪曾祺算个典型。若只见过他古稀之后的“张狂”相，绝想不出他年轻时稳当样儿！他30岁时的扮相是：清瘦脸上常带稀疏络腮胡楂，背微驼腰略弯胸脯内含，穿一件蓝春绸面出凤滩羊皮长袍，纽绊从未扣齐；脚上是港造上等皮鞋，好久未曾擦油；左手夹着根香烟，右手里端着一杯热茶。说话总是商量的语气，没见他大喊大叫过。有次文联内部开会，某领导人观察了他一会，发言时增加了点新内容。他说：“现在是新中国了么，我们文化干部也讲究点扮相么。要整洁，要充满朝气，别弄得暮气沉沉好不好……”他担当的角色。也没法不暮气。他是老舍、赵树理手下的大管事。在《说说唱唱》编辑部负责日常工作。《说说唱唱》本是“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的机关刊物。专门团结、联系北京城的闲散文人卖稿为生的作者(跟现在的专业作家不是一个意思)，如社会言情小说作家张恨水，陈慎言，武侠技击作者还珠楼主，原《红玫瑰画报》主编陶君起，大清国九王多尔衮的王位继承人、专栏作者金寄水，参加这里工作的还有来自解放区的革命艺人王尊三、大学教授吴晓铃、既会演话剧还会写单弦的新文艺工作者杜彭等。各有各的绝活，哪位也不是省油的灯。汪曾祺却应付自如，开展工作结交朋友两不误。这些人之间有时还闹别扭，却没听过谁跟曾祺有过节儿。这就靠了他的“稳当”作风。汪曾祺办事处人，不靠作派，不使技巧，不玩花活，就凭一副真面孑L，一个真性情。对谁都谦虚有礼，朴素实在。真谈起问题来，你才发现此人学问有真知灼见，写作有独到之功，使你敬而不生畏。爱而不生烦。

    汪曾祺最令我服气并为之不平的，是他为公忘私，个人利益服从工作需要的作风。他：是上过旧大学的知识分子，是曾有过小名气的作家。按理(政治课上学来的革命道理)他得满脑袋个人主义，缺乏革命精神。因此他申请入党时支部曾责成我与他保持联系，进行“帮助”。结果我发现他的政治觉悟比我还强，个人主义不说比我少也要比我隐蔽点。我正在写作上冲刺，为了保护写作时间，凡对我创作有影响的事我一律推开。汪曾祺第二本小说集“邂逅集”1948年出版，曾引起文坛轰动。轰动声中来到北平，转过年就参加四野南下工作团。1950年奉命再回到北京，从此当起了编辑。大家查查他的作品集就明白，从参加革命起到他定为右派止，没有再写过一篇小说。他全部精力都奉献给编辑工作了。那时期《说说唱唱》和《民间文学》的原稿上。每一篇都能看到他的劳动痕迹。他从不为自己失去写作时间叫苦，更不肯把编辑工作付出的辛劳外传。有的作者出名多年，仍不知自己出道与汪曾祺有关。

    《说说唱唱》设在一幢日本式小楼里。日本式房子有大壁橱，专放废稿。来稿每天以百件计，可用量不到百分之一，壁橱里废稿如一座小山。想从这里发现可用之稿，也就如深山探宝。新收到的来稿还处理不完，也没谁花功夫到那里钻探。可汪曾祺竟从这里沙里淘金般淘出篇名著来。他为什么和怎么去那里开矿的，我已忘记。只记得那篇稿子涂抹很乱，满纸错别字外加自造怪字如天书一般。任何编辑初读此稿，都会望而生畏，读不完三两页就照理扔进退稿堆。可汪曾祺以超常的毅力读完了后，认为思想，艺术都大有新意！是篇不可多得的佳作！花工夫改了些勉强能辨认的错别字，把它呈到了主编赵树理面前。树理看着拍案叫绝，索性亲手又改写了几段。润色了几处。这才拿到《说说唱唱》发表，结果一鸣惊人，中国从此有了篇小说名著《活人塘》，升起颗写作明星陈登科，却不知汪曾祺于此有功。登科是我老同学，我对他的创作成就佩服得五体投地，但对他“欲与仓颉试比高”的雄心壮志却不敢恭维。举例来说，他那原稿中写了好几个“马”字，下边都少四个点(即简化字那一横)，前言后语的情节也都跟“马”不相干，汪曾棋面对这字抽了半合烟，最后也没认出来。幸遇高人康濯，猜着念“趴”。理由是“马看不见四条腿，那不是趴下了吗？”为慎重特别去信问陈登科，他回信证明就是念“趴”，并为编辑能认出他创造的字而欣慰！整篇中汪曾祺碰上的这类难题有多少？他从来没跟人谈过。

    当然汪曾祺办的事，也不都令人服气。部队里出了个能人祁建华，发明“速成识字法”，为扫盲工作创造极大成绩。汪曾祺要找人写“通讯”(那时还不兴叫“报告文学”)供“说说唱唱”发表。他不便指挥别人，就叫我随他和姚锦一块去采访。我问由谁执笔写？他说采访完再商量。采访完他和姚锦像商量好似的说：“三人你最小，当然由你干，你交个初稿，我们俩修改，算集体创作。”我当天开了点夜车，第二天一早就交出初稿供他们修改。等刊物出版后我一看，文章一字未改不说，却署了个颇为奇怪的名字：“锦直。”我问汪曾祺：“这名谁起的？锦直是什么意思？”汪曾祺说：“姚锦起的，锦直就是姚锦的侄子！”我说：“她这么写你也不改改？”姚锦又抢着说：“他改了，原来我写的是汪锦侄，是汪曾祺、姚锦两人侄子之意。他把汪字删去了……”我这才知道上了这大当。

    那时没人认为汪曾祺懂京戏，连他自己也不这样认为。北京文联有人专管戏曲改革。副**中有一位就叫梅兰芳。而且文化局与文联合署办公，戏改科就在编辑部楼下，哪个团要演新戏，都要请他们去指导、审查。文化局和文联的业务干部，差不多都有一个“审查证”，什么时候要看戏，进剧场通行无阻。我们那个办公楼里几乎人人会唱戏。连通讯员都能扎上大靠上台唱《界牌关》，可就没人听说汪曾祺也懂京剧。

    曾祺看戏倒是有水平的，有些见解不是那些里手们所能提出。我和他看《伐子都》，他看完议论：“很有点儿希腊悲剧的韵味！子都人格分裂，被良心自责和内心恐惧折磨得发疯，白日见鬼，好，想像力丰富，编得有深度，演得有魅力，这种大写意的表演法是中国传统戏剧艺术的优势！”看裘盛戎的姚期，前半部对剧本的编排结构，对裘的唱功作功，他赞不绝口。演到姚期父子绑上法场，他击节叫好说：“真是大手笔，好一出大悲剧。”但演到马五回朝搬兵，砸了金殿，逼着皇上赦免姚氏父子，并带姚刚到前线杀敌立功，他像气球泄了气，连连摇头。全场观众都出口长气露出笑容时，曾祺却遗憾地再三叹气说：“完了，完了，挺好一出大悲剧，叫这么个轻佻的结尾毁了！”

    比起看戏来，曾祺更爱读书。有一阵曾祺读《儒林外史》挺入迷，看稿累了就跟我们聊几句《儒林外史》令他佩服的篇章。他认为最精彩的部分是对范进老丈人的描写。平时他对范进举手就打，张口就骂，范进中举后高兴得发了疯。要靠他打范进嘴巴来治病了，他手举起来却哆嗦得打不下去了！这看起来滑稽可笑，细一思忖却让人心跳。中国人有这种心态的岂止只有屠夫？

    可谁也没想到在这阵闲谈之后，有天他拿来部钉成本的稿件，带点恶作剧的神情对大家说：“闲着没事我写着玩，弄了个这个。你们谁想看看连解闷？”看到题目是《京剧剧本·范进中举》，屋里人都嗯了一声，好像说：“就凭你这洋派、沈派、现代派的小说作者，也会写京剧？”

    几个朋友先后都看了，得出的意见几乎一致。人人钦佩，没有谁说写得不好。有的说：“寓意深刻，很有文采！”有的说：“遣词用语玲珑剔透！可算得高雅游戏之作。”可也没有一个人说适合上演，在舞台上会红！

    这剧本就搁在那儿了。剧本是1952年，或1953年春天写的。那时他和我都还在北京文联工作。此后我进“中央文学讲习所”学习，他调到“民间文艺研究会”，都离开了北京市文联。

    1956午我从文学讲习所毕业，响应伟大领袖“有出息的文艺工作者，要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的号召，到建筑公司作了基层干部。有天忽然接到曾祺电话：“喂。范进中举由奚啸伯排出来了，星期天在庆乐彩排，你瞧瞧去好不好？”

    老实讲连这剧本的事我都忘了，能看看彩排当然好。不光我去了，还带了公司一位曾在剧团拉过胡琴的朋友和一位宣传部同事，一清早就去了大栅栏。

    看彩排的人不多，主要是文化局戏改科同志和文联同事。大多数是内行。

    奚啸伯先生是票友出身，颇有文人气质，是梨园界少数几个懂书法会写字的人之一，演范进中举怕是再难找到比他合适的人了。不过奚先生嗓子有个特点，音色好音量较弱。他又是票友出身，虽然身上不错，但纤巧而欠夸张，因此这出戏听起来有味而不叫远，看起来有趣欠火暴。这一来就突出了这剧本适宜读而未必适于演的特点。所以戏看完，朋友们都觉得词雅意深，但未必会得到普通观众接受。但戏改科的同志对此还是十分支持的。他们跟我说：“曾祺头一次写戏，能达到这水平就不错了。他以后要能接着再写，准会越写越好。”

    我深知他是一时高兴，不会拿写剧本当正业。

    果然，不久就来了个文艺早春。中央宣传工作会议召开，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报刊的架子放下了，面目亲切平和了，文章的题材、体裁、风格多样化起来，真有点轻松灵活的味道了。汪曾祺没再弄剧本，倒是写起他拿手的散文来了。《公共汽车》、《下水道和孩子》在《人民文学》上，在《诗刊》上一篇接一篇发了出来。发一篇招来一阵掌声。这是他进入新中国后第一次在全国性的大刊物上发表纯文学作品。也是我们相识后我见他最意气风发、得意而不忘形的时期。可惜好景不长。刚进入1957年5月，报纸上就发出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反右派斗争！

    汪曾祺这样的人，命里注定是脱不了反右这一关的。尽管他从来不锋芒毕露，也没写冒尖带刺的文章，我和他被请回北京文联参加座谈会，我说了话他没说话，可还是和我一样被错划成了右派。但当上右派后我俩运气却来了个剪刀差。我一头跌进深坑，再没缓过气来。他却因祸得福，先是碰到个比较讲道理通人情的改造单位，使他在劳动中仍保持了作人的尊严和闲心。碰到1962年与1963年暖流回潮，竟然续写出了《羊舍一宿》等小说。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他发表的首批小说。接着在安排工作时，靠了北京有关单位和热心老朋友们的帮助和支持，以他写过《范进中举》为理由，把他调进了北京京剧团，当起了专业编剧。当时我在边远的改造地点，获得回京探亲机会，立刻约林斤澜一起找到曾祺为其祝贺。我们避而不谈文学，只讲吃喝。曾祺特意弄了瓶“莲花白”。做了一个冰糖肘子，一个炒鸡蛋，他颇为得意地说：“你们知道吗？以前饭馆招厨师，考他做菜手艺炒鸡蛋。鸡蛋炒得好，别的菜不在话下……”

    没想到这一调动还救了他一命。

    我恨透了**和她培植的“样板戏”，但我还得承认“样板戏”救汪曾祺有功。汪曾祺除了是右派，还曾背着个历史问题黑锅，所以他在北京文联积极申请入党而难以如愿。幸亏他搞“样板戏”得到旗手赏识，有关方面认真调查其历史，才发现所谓历史问题是个荒唐的笑话，掀去了扣在他头上20多年的屎盆子。不然就凭这一件，能否挺过“文革”十年，很难猜测。

    汪曾祺靠“样板戏”保住命，出了名，甚至上了天安门。但始终保持清醒，从没有烧得晕头转向。这时我正被打翻在地，又踏上了不止一只脚。这时他已搬到城里住了，我回北京探亲，事先没打招呼就去看他，他表示意外的惊喜。谈话中我表示为他的境遇高兴，相信他在顺境中更能把握自己。他说：“我还有这点自知之明，人家只是要用我的文字能力，我也从没有过非分之想。知进知退，保住脑袋喝汤吧……”在那种形势下，他头脑不热，神智不昏，因之“***”倒台后，他没有说不清楚的事。既没与人结下仇，也没给人下过绊，顺顺当当进入了拨乱反正的时代。当然经过这场大风波，他感到有点疲劳，尝过一**起落对世事有点冷漠。他很想休息一阵。这时就看出朋友的作用了。斤澜知道曾祺的心态，跟我说过多次：“咱们得拉着他一块干，不能叫他消沉！”恰好北京出版社要重印50年代几个人的旧作，编为一套丛书。王蒙、斤澜、刘绍棠和我都在册，但没有曾祺。林斤澜就建议一定加上汪曾祺。出版社接受了意见，曾祺自己却表示婉拒。理由是解放前的作品有些不愿收，解放后的不够数。斤澜知道后找到他家与其争论，连批评与劝说。要他尽快再赶写出一批小说或散文来，凑够一集出版。他被诤友赤诚感动，这才又拿起笔来写小说和散文，由此激发了汪曾祺写作生涯的第三次浪潮！

    写过“样板戏”的汪曾祺在新时期文学界仍然闪光，但他并不因此而美化和粉饰臭名昭著的“样板戏”。这很显示他的人格和魄力。当有人怀念、留恋、美化曾使自己受益的“样板戏”，甚至辩解说“**跟样板戏并没多大关系”时，汪曾祺却不怕丢人，敢于露丑，现身说法。以自己经历的事实证明**是怎样奴役艺术界，使其为“***”反动政治服务的。汪曾祺并不因为自己受益于“样板戏”就颠倒黑白，误人保己。我曾在一个会上说过，就敢于否定样板戏这一点来说，汪曾祺是位英雄！

    再说汪曾祺

    曾祺和斤澜年纪比我大，学问比我大，成就更比我大。朋友交了几十年，我们在文学上却谈得不多。缺乏主动求教精神，很可能是我无能并无成的原因之一。跟曾祺谈文学尤其少。算起来总共不超过十次。平均五年谈一回。

    50年代中，与我同辈的几位青年作家，如绍棠、谷峪都出了书，我还没一本集子，看着挺眼热，想把已发表的作品编在一块出本书，可又觉得分量不够。找曾祺要主意，他沉吟片刻说：“出也行，不出也罢。”便不再多说。这话我反复咀嚼。才明白是持否定态度，又找到他说：“接受你的建议，不打算出了。”他笑道：“急着出书干什么？要急就急在创作路子上。你现在的题材、观点、文风都不错，跟时兴的路子一致，容易发表也容易被看好，这点你比我强。最大不足是作品中找不到你自己。”

    这是我头次听说作品还要找到作家自己。从此自觉不自觉的总想找找自己。1957年反右之前，斤澜在北京日报发了篇小文章，谈文艺观点，一千来字。字斟句酌，行文严谨，不少人看了叫好。曾祺却对我说：“你见到斤澜跟他提一声，讲究语言是他的长处，但过分考究难免有娴巧之虞。这么篇小文章。何苦啊……”，我跟斤澜转达了，斤澜听了蛮服气，不断笑着点头自语：“娴巧，哈哈哈，娴巧，哈哈哈哈……”

    1955年曾祺已调到《民间文学》杂志任编辑部主任。他来电话说：“我记得你到大凉山去的时候，收集过彝族民歌。有整理好的吗？”

    我说：“有，整理了几首，上百行，一直没拿出去。”

    他说：“我给你发了吧，写几句序言一块寄来。越快越好。”

    重读那些民歌引起对大凉山多少回忆，感情冲动之下，序言写得就如脱缰之马，又臭又长。曾祺看后说：“民歌很好，只是您这篇序言怕要动动刀剪吧？个人感慨的部分你另外单写散文好了。就别搁在这儿了。这儿就介绍彝族民歌。”我说：“好。不过要由你来删，我自己有点手软。”他说：“行！”接着又建议把关于一位土司的记述也删掉。他说那位土司既当过“国大代表”，又兼军阀部队的武职，是有出卖自己民族利益的劣迹的。虽然起义了既往不咎，我们写文章大可不必再替他宣传。当时我听了，真觉得曾祺在政治上也比我老练。于是我又为他因历史问题总是不能入党而暗表同情。

    《彝族民歌选》不久在《民间文学》上发出来了。这是彝族民歌首次与全国读者见面，凉山月色泸沽风情令人耳目一新。也许是有意嘉奖，曾祺寄来稿酬超过百元！是我50年代拿得最多的一次稿费。

    他写文章谈论我的作品，是80年代以后的事。《烟壶》发表后，《文艺报)要发篇评论文章。想找位既熟悉我又熟悉北京的作家，问我找谁好？我说汪曾祺。果然找他一说他就写了。文章发表后我向他致谢，他说：“先别高兴，我还有话没写上呢。你那个库兵不行。是个多余的人物，这篇小说没他什么事也碍不着，只因为你对这种人物有兴趣就写上了。这不行！破坏了结构的严谨。我只在文章中说你九爷写得好，没提这写得不好的库兵，给你留点面子，当面这意见还得告诉你！”

    他对《烟壶》这条意见，我没跟别人说过，不想泄这个底。为了纪念曾祺，今天我公之于众。他完全说对了，我心服口服，不过我不想改。

    他对《战友朱彤心》持否定看法。这篇东西是他女儿汪朝先看的。汪朝看小说很有眼力，开始边看边说：“邓叔叔这篇东西写得不错，写得不错。”可越看越泄气，看到后来把杂志往桌上一扔说：“挺好的开头，结尾砸了，全完！”听女儿这样说，他才拿来看。他说：“开头真不错，以喜剧手法写人物的悲剧性格，多好，而且已经完成大半了，怎么突然弄；出个正面结尾？真没劲，真糟蹋材料！”我有点懊悔地说：“原来我是写成此人一事无成的，刊物主编看后说，这样有趣是有趣，但主人公一生只闹笑话，毫无作为，是不是太没意思了？不过改不改随你，这只是我个人看法。我听了这意见后才改成这样……”曾祺说：“不在人家提意见，而怪你自己没主见，没主见说明你对生活理解、判断得还不成熟，怪不得人家。”我说：“不错。我也确实感到主编意见有道理。”他听了连连摇头：“可惜了，可惜了！挺好素材糟蹋了！还是我这女儿有点眼光！”

    汪曾祺近年来被人们称为“美食家”，我很高兴。也为斤澜抱不平。50年代斤澜的烹调不在曾祺之下，他做的温州莱“敲鱼”在北京文化界独此一家。他家吃菜品种也多样。曾祺桌上经常只有一荤一素。喝酒再外加一盘花生米。

    我倒是常看到曾祺做菜。那时他一家三四口只住一间屋。有个煤球炉子，冬天放屋里，夏天放门外。赶上做饭时间到他家串门。汪曾祺准在围着炉子忙活。50年代曾祺做菜还不出名，作的品种也不多。除去夏天拌黄瓜，冬天拌白菜，拿手菜常做的就是“煮干丝”和“酱豆腐肉”。前者是扬州做法。但北京的豆腐干与南方香乾有别，不是那个味，汪先生有时就用豆腐丝代替，味道也过得去；后者是他耳闻加独创的吃法，听别人说了自己又揣摩着做的。质量不大稳定。1951年冬天一个星期日，我逛完王府井到东单三条曾祺家喝茶歇脚，一进门就闻到满屋酱豆腐味。炉子封着，炉盖上坐着小砂锅，隔几秒钟小砂锅“朴”地一响。我问他：“大冷的天怎么还封炉子？”他说：“做酱豆腐肉。按说晚上封了火坐上砂锅好，可我怕煤气中毒，改为白天。午饭吃不上了，得晚饭才能炖烂。”我歇够腿告辞，走到院里碰上九王多尔衮的后裔金寄水。闲聊中我说到曾祺怎样炖酱豆腐肉。寄水摇头说：“他没请教我，这道菜怎能在炉子上炖呢？”我问：“在哪儿炖？”他说：“当年在王府里我见过厨子做这个莱。厨房地下支个铁架子，铁架子底下放盏王八灯。砂锅的锅盖四边要毛头纸糊严，放在铁架上，这菜要二更天开炖，点着王八灯，厨子就睡觉了，灯里油添满，第二天中午开饭时启锅……”他说王八灯是铁铸的油灯，黑色，扁圆型，有五根芯管，看着像王八。

    第二天上班，我问曾祺酱豆腐肉味道如何？他没说好坏，只说“还得试”！

    后来我在他家吃过两次“酱豆腐肉”。两次味道、颜色都不尽相同，看来整个50年代都还没定稿。

    1957年后我俩各奔东西。斤澜也下乡长期劳动，只在每年春节回北京探亲时三人相会一次。见面都在曾祺家，一是他年长，本应我们去看他，二来跟他烹调手艺长进也有关系。斤澜厨艺落在他后头了。

    “*****”后期，我提前退休，斤澜被分配在电影院领座，长期休病假。我俩有了闲空，曾祺却忙得邪乎，打电话总找不着人。有天终于在电话中听到了他的声音，就约好时间去看他。他非常高兴，认真做了准备，把这些年练的绝活都亮了一下，嫂夫人和孩子不在家，我们三人冷热荤素竟摆满一桌子。鸡粽，鳗鱼，酿豆腐，涨蛋……虽说不上山珍海味，却也都非平常口味。我在底下改造得太艰苦了，酒又喝多了一点，一时大意把好大一个肘子吃下去3/4。从此每逢我到他家吃饭，他都预备肘子，而且一定放在我面前。

    早年没见过曾祺画画儿，也没听说过他会画。知道他有画家朋友，如黄永玉弟兄，都是画水彩，刻木刻的洋画派。还有个篆刻家朋友，是嘉兴寺的和尚，一块参加土改结下的交情。我见过他给曾祺刻的印章，也见过大和尚本人。称得上法相庄严，刻艺古朴。但没见过曾祺跟国画家交往。解放初期北京国画家一度生活困难，碰上中央整修天安门，老舍先生特意给中央写信，把城楼上画宫灯、屏风的活儿替国画家们揽下来，实行按件付酬，暗含着“以工代赈”，如此以陈半丁、于非厂(此处读庵)等为首的北京国画家都跟文联常来常往。来时我见到只有两人跟他们应酬。一是美术编辑，一个就是金寄水。没见曾祺参与应酬。我想他的画大概跟烹调一样也自学成材。中国书画同源，他有书法底子，看过芥子园画谱之类的书，又有传统文人气质，练起画来顺理成章，而且还确有独创之处。十几年前，我有天收到个大信封，一看地址是他寄来的。赶紧打开看。里边是一幅画，画的铁干梅花。树干树枝都是墨染，梅花是白色。是所谓“腊梅”。画中夹着个字条，上边说：“你结婚大喜我没送礼，送别的难免俗，乱涂一画权作为贺礼。画虽不好，用料却奇特。你猜猜这梅花是用什么颜料点的？猜对了我请吃冰糖肘子……”我跟舞燕猜了两月硬没猜出来。有天开会见到曾祺。我说：“我们猜到今天也没猜出来。肘子不吃了。告诉我那梅花用的什么颜料吧！”

    他冲我龇牙一笑，说：“牙膏！”

    我早知道他毛笔字写得不错。当年《说说唱唱》印信封信纸，刊名和地址用手写体，都是汪曾祺起稿。他挺爱干这件事。颜体，欧体，柳体，三种各写一张。楷书，行书各写一行，请全编辑部民主挑选。人们评头论足，叫好的人不少，但没人因此称他书法家。更没人求他的字。不是那时写得不如后来好，而是那年头写好字不稀奇。我们不到100人的小机关，能写好字的够半打：老舍写魏碑，端木写小篆，王亚平、柳倩写行书，都有两下子。有次政治学习，上边交待讨论时要作详细记录，以备检查。组里选人做记录。主持人端木蕻良问：“选寄水行不行？”大家都说好，一向“逆来顺受”的金寄水却把手举得高高的喊道：“不行不行！”有人问他：“你向来不是宁当记录也不愿发言吗，这回怎么不干了？”他说：“干也行，我有个要求。”端木问：“什么要求？”寄水说：“允许我用毛笔记。别强迫我用钢笔。”端木一笑说：“就这要求呀？批准啦。”寄水松口气说：“这就没说的了。有，同志提过意见。说我爱用毛笔不用钢笔是甘于落后，不求进步的表现，其实是我用钢笔跟不上趟……”

    我现在手中还保存着寄水自己写的名片，放在书法展览会上决无逊色。但他连书法家协会大门朝哪儿都不知道。

    曾祺书法出名，首先是他写得好，其次也得承认他有福气，赶上了好机遇。

    人们对曾祺与酒的关系说法颇多，认为连他的飞升也是凭借酒力，怀疑他不久前参加五粮液酒厂的笔会有不利作用。对此我持否定态度。曾祺嗜酒，但不酗酒。40余年共饮，没见他喝醉过。斤澜有过走路撞在树上的勇敢，我有躺在地上不肯起来的谦虚，曾祺顶多舌头硬点，从没有过失态。他喜欢边饮边聊，但反对闹酒。如果有人强行敬酒，闹酒，他宁可不喝。我跟他一块参加宴会，总要悄声嘱咐东道主，只把一瓶好酒放在他面前就行，不要敬也不必劝，更不必替他斟酒。大家假装看不见他，他喝得最舒服，最尽兴。

    从80年代起，家人对他喝酒有了限制。他早上出门买菜就带个杯子，买完菜到酒店打二两酒，站在一边喝完再回家。这种喝法非他独创。当年赵树理就是这个喝法。北京文联在霞公府，拐个弯就是王府井，从南口到剑匕口，沿途有两家酒店，到八面槽往西则是山西大酒缸。树理拉我们去吃山西刀削面，从南口开始，见酒店就进，进去多了不要，只打一两，站在柜台前一扬脖喝完，继续前进。这样到大酒缸时已有酒打底，再要二两酒四两刀削面一盘香椿豆。连饭带菜就算全齐。曾祺继承这个喝法稍有变化。三年前他小病进了医院。我去看他的，他说大夫讲他现在的病没什么，要紧的倒是要马上戒烟停酒。不然后果堪忧。他打算执行。这以后我就有好长时间没见过他。隔了半年多在一个会上再见面把我吓了一跳。只见他脸黑发肤暗，反应迟钝，舌头不灵，两眼发呆，整个人有点傻了！吃饭时有人给他倒了杯啤酒。他说：“就这一杯，我不敢多喝。”他三口两口把那杯酒喝了下去，马上眼珠活了，说话流利丫，反应也灵敏起来。我回家后就给斤澜打电话，我说：“老头不喝酒有点变傻了。你最好跟他家里人说说，是否叫他少量喝一点，要不老头就傻了。他儿子王朗还是开通的。只是他那脸色太暗，缺乏光彩，这怕不是好兆头……”

    也许我这话起了极坏的作用，此后吃饭他又喝点酒了。绝没有放开量喝。这次去宜宾，虽是在酒厂开会，备得好酒，他也喝得很有控制，我和朋友们一边暗地监视，并没见他失控过。倒是他应酬太多，令人担心。不断有人要他写字画画，常常忙到深夜。我曾劝他：“别太客气。累了就不要写。这么大年纪了，不是小孩。”他说：“没事，写累了倒下就睡着，倒也好。”

    从感情上说。我倒觉得他临离开这个世界前，兴致极好地喝两杯未必是坏事。若在告别人生之前，连回味一下酒趣也没办到，反倒大小是个遗憾。

    曾祺曾给我和朋友们讲过一件趣事：京剧团有个老演员参加体检。医生看了他的各项化验后说：“您的身体不错。可是不能再抽烟喝酒了，只要你下决心马上戒烟断酒，再活二十年没问题！”

    老演员说：“不抽烟不喝酒了，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在潜意识里，曾祺可能是欣赏这位演员的烟酒观的。

    我和斤澜都刚恢复工作，《北京文学》一位编辑陪同我们三人去一趟丝绸之路。到了吐鲁番，伊犁，酒泉，敦煌，兰州。因为只靠文化界朋友“友情帮忙”，没有官方的“公事接待”，这一路走得很艰苦。有时因为借不到车，关在旅馆中几天无所事事。有时车借到了司机大老爷却架子很大，拿我们当盲流对付。从乌鲁木齐去伊犁时，那位司机带的私货太多，把汪曾祺塞在大箱小包的缝中，还对他说：“老头，你给好好看着点！”到了伊犁，《伊犁文艺》一位资深编辑陪我们去察布查尔山中访问哈萨克牧区去，那编辑批评了司机几句，第二天早晨回伊犁时司机竟把编辑扔在草原上……尽管受了许多气，吃了许多苦，但因做梦也没敢想今生今世还有机会享受这般自由，仍感到幸福天降，乐在其中！特别是曾祺，再艰苦他也没叫过苦，再受气他也不生气。我有时管不住情绪想发脾气，一见曾祺逃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超然冷静，马上气散火消。从新疆回来之后，我特地把藏了多年的《坛经》找出来从头读了一遍。

    我跟曾祺相识近50年，没见他人前发过火，没听他人后贬过人。几十年里我只听他流露过两次“不以为然”的情绪。一次是对当年把他定右派的某位领导人，一次是对个别新潮派。他有次与二位文学新星一道外出参加活动，这二位嫌酒店档次低要搬家，嫌介绍时把他们排在后边要退席，说起话来气冲斗牛，一举一动都透着小人得志。有人谈起孙犁同志的文学成就，说他是少数几个真懂得什么是文学的人，他的语言是只能体会，不能模仿的。他们把嘴一撇说道：“可是孙犁也缺乏自知之明之处，对我们这批人也想指手画脚，他写文章惹我们，我们就联合起来轰他，怎么着，他还不是叫我们轰在读者眼里掉了价？！”

    曾祺摇头，跟我小声说：“我不信未来的世界就是这些人的！他们要掌了权，一点不比‘***’时期日子好过，他们当了政我绝不再干。咱不吃这碗饭啦行不行？”这是见他最激动的一次淡话。

    从60年代初算起，汪曾祺在京剧界干了30多年，使他对京剧由爱好变成里手。多年在梨园行浸泡，使他性格上起了微妙的变化。以前他也说笑话，但比较文雅而含蓄，从不手舞足蹈。近年开朗了许多，说话增加了梨园界机智、幽默和俏皮。举手投足模仿舞台动作还满像样儿。有次他给我学一位武生念定场诗的舞姿。念到“鱼书不至雁无凭”时，做了个舞姿，一手高举，一手托底，抬腿仰头，颇为英武。我叫了声“好！”他说：“好？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不知道。”他说原来他也不知道。他看排戏，排到这儿就问那位角儿，“这手势表示什么？”那武生说：“汪先生你这不知道？烟雾瓶！火花瓶呀，这两手是抱着花瓶的姿势啊！”说着他也笑了。并说：“过去京戏是口传心授，演员演了一辈子的戏，不知道台词是什么意思。”他对京剧创作确实也有了感情。新时期以后他继续写过几个剧本，但再没有样板戏那样健的锋头。他很下功夫写的《裘盛戎》，也只演一两场。我怕他伤心，主动拿到香港，在《大成》杂志发表，却在海外引起反响。

    经过斤澜一片爱心的动员与劝告，他又拿起小说之笔。刚发表第一篇《大淖记事》，反应不错。第二篇还没寄出，又引出一段趣闻：北京市文联研究创作工作，一位京剧团老朋友发言说：“我认为对作家们的创作思想领导上还要多关心些。现在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不搞样板戏，不弄三突出当然是好事，可也不能完全不讲思想性啊。曾祺前两天写了个小说给我看，写小和尚恋爱，有趣倒挺有趣，可主题思想是什么？有什么教育意义呢？……”大家听了只是笑，却被有心人记在了心里。此人就是《北京文学》老主编李清泉。会一散他就叫人找曾祺要稿子来看。一边看一边拍案叫绝，看完决定发表。这样推了他的第二篇名作《受戒》从此一篇接一篇发个没完，小说比他的样板戏更成气候。

    有《受戒》这件趣闻提醒，朋友们认为他既然以写小说为主，就不必再占剧团的编制，建议把他调到文联当专业作家。领导也表示同意了。没想到他却拒绝。他说跟京剧院有感情。力所能及还愿为京剧服务。这样直到去世，他再也没离开京剧团。

    曾祺对剧团有感情，剧团对他也够意思，对他十分照顾。写什么，到哪儿去，从不干涉，能帮忙的还一定帮忙。不过有些事剧团想帮却力不从心。比如住房比较拥挤，剧团就难以解决。曾祺住房本来是太太单位新华社分的。当年孩子小，两室加半间也够住了。多少年过来，不光儿子女儿大了，还有了孙子外孙。老头只能连写带睡都挤在那半间里。好在作协领导和中宣部都很关心此事，新华社也给与支持，经过研究新华社慷慨地答应在八角村新盖的楼里再分一套大房子给他，面积几乎比原房大了近一倍。这消息传来，作家心中都感到很温暖。

    不过直到去世，曾祺也执意不肯搬进那新居。王朗不忍看老爹老妈再挤，把自己分的房子让给了他们，儿子儿媳仍守在拥挤的旧居里。去年春节我陪翟泰丰等领导给曾祺拜年，就去的王朗献出来的这个虎坊桥新家。比原来宽敞多了，但仍然摆设得很乱。给他们放下了年礼，说完拜年话，告别时我悄悄问他：“老翟多次奔走，好容易给你弄来一套房子，你怎么不去住？要占王朗的房子？孩子们不容易呀！”

    他小声跟我说：“那地离八宝山太近，一看见那边的大烟囱，我就心里格恙……”

    我理解他的情绪。我们都老了！

    漫说林斤澜

    《随笔》发表评论汪曾祺、林斤澜二位作品的文章，很有收获。作者凸凹先生如此有见地，令人赞佩。

    谈这二位的作品，已有不少文章。对其为人，还没有太多人来写。如果汪先生会唱歌，在歌坛上有文坛上这般地位；或是林先生长得像国共两党中任何一方的领袖，成了演艺界大腕，只怕副刊、小报上早填满介绍其生平琐事、个人隐私的特写、探秘之类的文章了。那样我或许也借机发点小财。因为我认识这二位都快半个世纪了。

    两位中我先认识的谁，有点马虎了，可能是林先生。

    如今林先生已经是头发斑白，背部微驼，还少了颗门牙，一派老作家形象了。我们相识时，他可是风度翩翩，胖而不肥，两眼有神，面色红润，发黑齿白。有一年北京市举行戏曲汇演，我和林先生同时拿到戏票，我临时有事看不成，把票送给了文学研究所一位女同学肖慎。肖慎回来我问她戏怎么样。她说戏倒不错，可是身边挨着个唱小生的，油头粉面，引得许多女士都看他，使她坐在一边很不自在，弄得连戏也没看好。我极力为林辩白，说他是作家不是演员，天生长得漂亮，绝没有诚心修饰。肖慎说：“作家长得这么漂亮，大概有少不了的浪漫新闻。”

    这可是天大的误会。我向上帝起誓，林先生是我见过爱情最忠贞，婚姻最美满的男人。他在台湾闹革命，被国民党抓去坐牢，九死一生，太太天天到监狱送饭，立下“情愿共死”大志。林先生意外地逃出虎口，两人结伴躲进货船煤舱，返回大陆，这才实现了“相爱同生”的愿望。举案齐眉。从没发生过口角。林先生处理家庭关系有一套学问。举例来说，我相信广告，看到“新产品”就买，买了新鲜玩艺又爱做宣传。最忠实的听众就是林太太。于是，我买一件她就跟着买一件，我上当她也就跟着上当。林先生心中不快，只是冲着我发火，从不向太太表示不满。对我发火不生效，就派小姐来进行说服：“邓叔叔，求你了，别再上我们家宣传你买的新产品，我家的废物已经没地方放了……”我改正了错误，林先生不记旧恶，再去他家，他仍以酒相待。

    不过我家人又埋怨，是他培养了我喝酒的坏习惯。

    50年代初，我们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创作组工作，我才刚满20岁，不会喝酒，他已经深解其中味了。大家都很穷。谁拿到点稿费，或是开春后卖掉了冬装，总要打一次共产主义牙祭。每逢这时他就提出买酒，酒买来他喝得最多。林先生虽爱喝酒，但很少喝醉，真喝醉了也不承认。有次在他姐姐家喝完酒，剩下不少菜，姐姐给他打包带回宿舍。他一走出王府井南口就撞到了一棵树上。菜也洒了，裤子也脏了。回来后见他如此狼狈，我问他是不是喝多了。他摇头说：“没有的事，我早看见那棵树了，我判断照直走会撞上，就为了试试我判断的是否正确，才直冲它走去的，结果证明我判断的完全正确，非常清醒。”

    他刚进剧院时的任务是替老舍先生采访写作素材。老舍先生要写个一家之内出了几名人民代表的故事。采访对象有好几家。有一家好像就是女明星向梅和舞蹈家武季梅的家庭，不过采访的是她们的父母。数年后我有幸到这个家庭去时，向梅小姐也还在上中学。而季梅小姐只扯着别人的衣襟，连喊带叫地瞎捣乱，还没显出舞蹈天才。林的工作很得到老舍赞许，作为奖励，常常在他汇报完一段材料后慈祥地说：“这段材料不错，留着你自己写吧……”

    林没写过这些素材。但老舍先生的影响和采访中得到的体会，都对他以后写北京味小说起了启蒙作用。他刚从江苏调到北京时，说的还是尖团不分的官话，后来他在小说中出色地写出了北京人的风貌，而且是用地道的北京话。他是下功夫磨炼过的。

    说到磨炼，得感谢他带领我走进读书之路。他有学问，但从不以此自居。我是从他言谈中，从他对作品作家评判中感知到他有学问的。我印象中他花时间最多的是读书。在一起工作时我见他读了许多剧本，也读了许多小说。不过他读书不肯跟着潮流走。那时正时兴读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经典著作。他却偷着在屋里读沈从文、周作人的作品。我从小失学，没正规读过书。看到他读这些书才引起我读这些书的愿望。他对这些书的评论，对我起了导读的作用。我甚至怀疑我有些错误观点是不是也受他的影响。不过我坚信，如果我在写作上有点什么长进，这位朋友对我就是起了引导作用的人之一。

    从他早年的作品中，是能觉察到他读书所受的影响的。翻开《台湾姑娘》看看，您不感到有屠格涅夫的影子吗？

    除了读书，林先生年轻时感兴趣的就是看戏看电影，他把这也当作学习。他很少有娱乐活动。他不打扑克(会打桥牌，技术不怎样)，不跳交际舞(他是会跳舞的。在大后方时他还跟着戴爱莲先生正经学过舞)，也不下象棋。有时下下围棋。下围棋耍赖。我跟他下围棋，他贏了就叫我数子儿。他输了就抢着自己数，在数时做手脚，把我的活子当死子给我拿掉。

    1951年冬天，我和林同时参加了中央土改团。我到安徽，他到湖南。这期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进行改组，创作组被取消了。我早回来一个月，被调到北京文联工作。一个月后，早晨我上街去吃早点，忽看见林先生潇洒地顺王府井大街走来。我问他何时回京的，要去哪里。他说刚回来不久，剧院要他自己联系工作单位。他去电报局给延边的一个朋友打电报，打算去延边工作。我想延边是朝鲜族自治区，对他这南方人来说未必合适。就说：“你等等再发电报，我跟文联领导商量一下，如能到北京文联，何必要去延边？”他表示无可无不可，对是否留在北京并没太大热情，但也不反对。我就去跟文联秘书长、诗人王亚平谈了一下。王亚平马上说：“这个青年可用。来吧。”就把他调到北京市文联，在研究部工作。研究部主任是评书艺人(现在时兴叫表演艺术家)连阔如，副主任是位老报人，一位研究员是相声艺员孙玉奎。林到来不久，领导号召文艺工作者下厂下乡深入工农生活。连先生和孙玉奎有演出任务，老报人年纪过大不适应艰苦生活，林先生就做了深人生活的代表，一头钻进北京西郊的八角村，成了编外村民。我曾随他到八角村去住过几天，正碰上刚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分配到北京的两位青年来这里锻炼。村干部忙于春耕，叫林先生照顾这两位青年，向他俩介绍村中的情况，领着他们参加劳动。前两年，北京电视台播出名震一时的电视剧《红楼梦》，我越看大导演王扶林的名字越觉得熟悉，后来想起，就是那两位学生中的一位。

    林斤澜深人生活的踏实劲，在别的青年作家身上少见。除去开会，过年过节，他极少回城。过年过节回来，是因为太太谷叶女士在天津的中央音乐学院上学，只在放假时才能来京。林平时节俭，但太太来时则保证她过两天轻松而富裕的生活。他那时对写小说没有兴趣，醉心于戏剧创作。戏剧中只限于话剧，话剧里又单写喜剧。所以，写的剧本没有地方发表，更别提排演。太太上学，他拿不到稿费，按说应常处在“经济危机”中。可他竟能打点得满舒服，还不用借债。其秘密除去平时节省外(其节省方法包括自己喝酒只喝二锅头，若我请客就指名要西凤)，还从不进百货公司。买什么都上旧货摊或寄卖店。他的鞋是在旧货摊上买的，小工艺品是在旧货摊买的，惟一的书橱也是旧货摊买的。给太太置办贵重的貂皮大衣，花了人民币40元，也是花在寄卖行里。太太来京，他就能用小电炉做点吃的表爱心，每逢这时，不管请不请我，我都赶去吃。不过他造厨的手艺有限，根本不能跟汪曾祺相提并论。他看家菜谱是煮红枣加花生米，雪里红烧黄花鱼，外加一盘猪头肉。

    林先生在八角到底呆了多久，我记不清。他下乡后好久我才进文学研究所进修(后改为文学讲习所，丁玲同志创办并任所长)，我毕业了他还没回来。他去时是个不为人所知的小干部。等我毕业，他已发表了《新生》、《春雷》等红极一时的小说。老舍先生看了《新生》打心眼里高兴，马上就写了篇评介给以赞扬。这好像是老舍先生50年代写的第一篇为青年作者叫好的文章。我从文学研究所毕业后，响应“到生活第一线，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的号召，转到建筑工地上做基层工作去了。那里也是林斤澜辅导的单位。林常来工地上和业余作者们见面，替他们看稿，提意见，开座谈会，并把改好的稿子推荐给《北京文艺)等刊物。像《台湾姑娘》这些名篇都是他在忙于辅导之余，挤休息时间写的。

    1955年，我发表了《在悬崖上》，他很为我高兴。但指出我在文字上很不讲究的毛病。后来我写作注意在文字上严格要求自己，这跟他的提醒分不开。

    1954年召开第一届全国青年作者会议，我俩一起参会。但不是正式代表，只是北京团的列席代表。有些文章在提到那次会时，把我俩也列入代表之中，这是误会。

    1957年那场风暴，林斤澜逃脱了。我认为这要归功于他的女儿。坦白地说，当时某位有权势者想把他打成右派的热情很高，大概在预备打成右派名单中我是排在他后边的。他侥幸逃过此难，得感谢他的女儿和医院。正是召开“鸣放大会”那天他女儿出生了。过了几天开第二次会。医院偏巧又给小孩开错了药，差点造成事故。而参加这两次会的人，大部分被打成了右派，其“反动言论”，都是这两次会上的发言。

    我定成右派，他的压力极大。有人是叫他用揭发、批判我来表明他的立场的。他什么都没讲。而在此后20年间，不管我是在北京劳动改造，还是“发配”东北时，他都是我最亲近的朋友。我忙不过来，他替我送妹妹上学；我不在北京，逢年过节他到家去看望我的母亲；有些我想不到的家务事，他想到都提醒我。1979年，我“提前退休”后回到北京。他被分配到一个电影院当勤杂工，但因病没有上班，没事在家中练习写篆字(曾给我写过一封完全是篆字的信，一看那字就是从康熙字典抄来的)，我三天两头到他家聚会。有一天我在公园打拳，忽听到广播中报告重要新闻时，没提伟大的旗手和张春桥、王洪文的名字。此事不能跟别人讨论。我就忙去他家，故意卖关子说：“有件重大新闻，你知道了没有？”他问：“什么新闻？”我说：“今天的广播你听没听？”他说：“听了没发现什么。”我就说了我的发现。他也觉得不一般。我俩猜了一阵猜不出原因，我就回家了。第二天我又到他家去。这回轮到他卖关子了。他说：“你听到什么消息没有？”我说我不知道什么。他端着架子说：“我这才是重要新闻，可不能随便就告诉你。你得付点代价。”我听了就再三追问。并答应如果消息真有价值，我请他喝酒。他才告诉我说，昨天我走后他就去了杨沫那里。从杨沫处知道了打倒“***”的消息。听了又惊又喜，又怕是误传。经过分析，两人都认为这样的谣言是没人敢造的。兴奋得想欢呼，但又还不敢声张。他不坚持要我请客，自己找出瓶酒来我俩举杯庆祝。几年来我们没少在一块喝酒，但从没像这天喝得那么痛快、高兴。

    形势发展飞快，我俩又有权拿起笔写作了。北京出版社要出北京作家个人选集，林斤澜说：“出北京作家的选集，不能少了汪曾祺的一本。”但汪自己对此却不热心。他对编辑说自己建国后写的小说不多，字数不够，不出也罢。林知道后马上去找汪曾祺，激动地说：“你的小说有自己的风格。为什么不出呢？字不够赶写几篇就成了嘛。你积极点好不好！”汪很感动，赶紧又写了几篇。这一写不仅把这本书的字数凑齐了，而且从此又燃起了写小说的热情，掀起汪曾祺小说写作第二次高潮，新时期文学史因此多了极为光彩的一页。

    1984年我奉命到中国作协工作。在北京文联的同行给我送行的会上，斤澜坦率地说：“友梅去当书记，对他个人还是对工作，都未见得是好事。是得还是失很难说，恐怕还是失多得少。因为他的性格就是个作家，并不适合担任行政工作。”

    我到中国作协后，工作有了成绩，他表示赞许。有失误他更毫不保留地当面指责，却从不怒形于色。我们相识数十年，他对任何人都没有怒形于色过。他会气得发抖而不会气得发火。最恼火时也只是摇摇头结结巴巴地说：“你瞧，你瞧，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我呆的地方是个是非焦点，我工作上、做人上确有缺点，但人们对我也常有不少误解。我极想离开这个岗位，但出于从小养成的组织观念，不得到批准，我做不出拂袖而去的事。这在特殊时期就引起非议。斤澜听到过非议，并且同意人们的看法。但他不在私下议论，也不因此而疏远我，而是当面对我说：“你把身外之物看得太重了吧！适可而止吧。”我很为他的诚恳和友情而感动。林斤澜是个好人，是个好作家。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我为有这样的朋友感到幸福和安慰。

    好您哪，宗江大哥

    写这篇东西我没跟宗江商量，商量了也白搭，他既不能阻止我写，也不能叫我按照他的意思写，大主意还得我自己拿。

    世界不大，40年来闪展腾挪，东遛西窜，无意中竟跟黄氏五杰中的四位建交，就跟黄宗洛没有接触，可还是先后同事——50年代我在北京人艺搭过班。

    1949年渡江不久，我团来了个新战士黄宗江。听说是红极一时的明星，周游世界的水手，《卖艺人家》的作者，《大团圆》的编剧。他怎么来当起小兵拉子呢？听到过传说，说法有几种，我也没考证哪一说最可靠。一说是于伶先生建议他参军的，一说是沈西蒙主动求贤的，最有趣而又最不可靠的一说是白文把他转让来的——白文当时正任特纵的文工团长，到上海招新兵，黄宗江到他那儿报名，白文觉得自己庙小，供不下这个大菩萨，就把他推荐到了军区文工团。

    所以有此一说，因为这二位是老朋友。

    白文是我敬重的老师和上级，我在他手下当过差，他是戏剧股长，我是他股里的小兵。他到解放区前是上海“苦干剧团”人台柱，《视察专员》演县长，《秋海棠》演副官，《大马戏团》里演慕容老头，红遍了大江南北。宗江比白文出道更早，锋头也更健，人们把他和石挥并列，连白文都承认演技上颇受宗江启发。上海人把石挥捧为“话剧皇帝”，在评议中认为惟一有资格与他较量的就是黄宗江。可宗江声明不参与竞选。既如此，只要宗江按部就班地演下去，“话剧丞相”的乌纱非他莫属，白文也少不了弄个“尚书”之类头衔。不料这两颗光芒四射的明星竟先后失踪了。这事在上海成了特大新闻，人们做过各种猜测，可谁也没猜准。因为连他们俩对自己的“下一步”都没猜准。原来白文本是中共地下党员，以演员身份作掩护进行抗日活动。正在一顺百顺之际，有人把个什么名单弄丢了，情况紧急，后果难料，组织上命令名单上的人立即转移，他就连夜带着老娘去了解放区，到解放区后就分到文工团当了我的顶头上司；宗江是报国心切，不肯在日寇占领下的上海受辱，投奔大后方去了，到了那继续演戏(这倒是他自己计划好的)，可演着演着从舞台上一跳，跳到军舰上当水兵去了。

    我听冯二哥(亦代)说过这件事。他说当年在重庆，有一天他上剧场后台聊天，看见位潇洒小生坐在化妆台上看书。看的竟是他散失掉的一本藏书，卞之琳的大著，不禁引起他的注意。这里的爱国剧人他熟识，这位却从没见过。听说上海来了个黄宗江，他估计八成就是他，便客气地问道：“您大概就是黄先生吧？”小生起立行礼，操一口京片子说：“不才是我，敢问您的台甫？”亦代指指书上原有的签名说：“在下就是冯亦代，请多指教。”两人脸对脸看了一会，都大笑了起来，马上就成了朋友。从此后宗江常到亦代寓所聊天，有一次聊晚了亦代安排他和一位亲戚同屋休息，那亲戚正准备投考海军，和宗江也一见如故，关上门他俩又接着聊。聊些什么不知道，总之天亮后再见宗江，他就宣布“投戏从戎”，说完跟那亲戚一块去报名去了，随后就换上了海魂衫跑到西洋受训，在英美扮演了个风流水手的形象。

    白文和宗江分头奔向两个方向，谁也没想到何时再见面，等白文穿着军装带着手枪回到上海时，宗江又重登上剧坛了。海军训练一完日本就宣布投降，宗江乘着军舰在大西洋太平洋足转一阵后，一回到上海就又来个“投戎从戏”。白文替特纵文工团招收新人，宗江去看他时确也说过：“我要报名参军。”于是，以讹传讹，就说成宗江参军是由白文去引荐；其实宗江是有更大的来头的。

    宗江穿上二尺半，很引起我们小字辈震动，像他这样的名家，在解放初期大团结的气氛下，到哪儿也少不了他一个位置、一份尊重，要参军也会得到照顾。身边例子很多，有位并不出色的什么家，一进门就享受团级待遇，也还过不惯，呆不住，干了几天又走掉。可黄宗江却坚持要从小兵当起，不要任何优待。我估计很少人知道黄宗江离休时的军阶硬是按照班排连营团师的台阶一级不拉爬上来的。他头一炮就来个锤震四平山！

    当年像我这样行伍出身的文艺兵，本事不大可挺能挑眼，对新兵看不惯的时候多。新出校门的学生文化水平比我们高，可在艺术上不如我们有经验；名家艺术成就比我们高，按革命资历又没我资格老。对谁我也敢说三道四，惟独对宗江却只有服气。人家放着现成的统战对象、明星班头不当，自愿从最低级的文艺兵干起，没点真格的行吗？这就叫革命性、事业心，不服你来呀！

    他对名利既然不屑一顾，也就不故作深沉状，对上级、下属、同伴都一视同仁。随随便便，坦率真诚，连对我这年龄、成就上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小老弟，他也毫不轻视。见面小邓长小邓短总要扯几句。我刚学写作跟他打听点学问，有问必答，既不摆架子也不讲客套，平等中透着亲切，指导时不失尊重。那时刚进城，生活还相当艰苦，纪律约束也严，可他咬着牙适应，决不含糊。他的自律和谦虚把大家征服了，热诚和恳切被大家接受了，成了我们中间能互相交心的一员。其实他总还有点知识分子的生活痕迹，在别人身上就会受到挑剔，对他却没人计较。比如：军装穿在他身上总比我们的板正干净，他自己买的皮鞋也比我们发的光亮俏皮，早上喝粥他还自己带点肉松之类小菜来，我们不光不说他特殊化，还凑上去夹一筷子。(注：对这点他坚决予以否认，说我诬陷他。我在此郑重把他的抗议注上，也同时补充一个细节：我还记得吃肉松的地点，是南京国民党最高法院二层楼的阳台。)

    宗江参军后头一个任务是筹备开国大庆的演出。他和当时在南京的老艺术家戴涯、路翎等现编了一个戏，叫《国民党一团糟》。1949年10月1日毛**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他们就开始在玄武湖公园义务演出。这是出闹剧，写解放大军渡江后国民党一批要人的狼狈情景，剧中妙语惊人，洋相百出，逗得观众前仰后合。宗江演一位穿长袍的国民党元老，至今我还记得他神经质地高喊：“报告大家个好消息，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了！”据白文说他那“声音化装”的本事就是从宗江这里学来的。这次是我亲耳听到他的“化装声”，觉得他挺有本事。但这次演出给人主要的印象还是那股欢乐和团结的气氛。宗江回忆这件事时也说：“要是后来我们始终保持那样的大团结该有多好！”

    1949年冬天，我调往北京，我想和宗江的交往会从此中断，有点遗憾。

    我到北京文联报到，副秘书长王松声叫我随一位年轻同志先去熟悉环境，安排住处。那位同志抢过我的背包说：“来，你就跟我住一间屋好了。咱们文联的团员也都编在一个小组，我是小组长，名叫黄真，原名黄宗淮。”我笑道：“黄宗淮！有意思，我有个同志叫黄宗江，一江一淮很像哥俩。”他说：“那是我大哥，宗英是我妹妹。”这一来我倒跟宗江的关系更近了点。他来看黄真也跟我亲切地聊一阵。过了两年他也调到北京来了，还新结了婚，娶的竟是我们文工团的元老，荣任前线话剧团副团长的阮若珊。由于历史原因，我对阮若珊和对茹志鹃一样，始终看成是自己的大姐，由此我和宗江的关系更近一步。当然我也有所失——我和宗江差着档次，以前在交往中我常拿在文工团的资历来壮胆，可在若珊面前我永远是新兵，甚至还是孩子，我想这回我算小到家了(不出所料，至今花甲已过，宗江还是叫我小邓。只在写文章时后边加个注：“叫友梅的那个小老头！”)。

    他是在《海魂》写完后正式调到北京来的。《海魂》有一部分题材来自起义的“长治号”军舰。“长治号”起义到南京我是最先采访的人之一，电影剧本的几位作者我都熟悉，我就打听他们的创作情况，这才知道他碰上多么尴尬的事。《海魂》剧本写得好，拍得也好，是要载人电影史的名片。可《海魂》的创作过程却是另一出好难演的闹剧。宗江在里边扮演了个觉新式的人物，我又看到了他忠厚宽大，忍辱负重的一面。宗江是个人道主义者，是个君子，不掺假的好人。

    宗江的朋友遍天下。不论什么行当，不管什么流派，不计年龄档次，他都交往。他有句名言，叫：“多山头即无山头。”这句话对我做人颇有影响，但要学到他那火候不易。他表面上超脱随和，内心是非清楚、爱憎分明，正义感和责任心极强，强得把功利二字甩得好远。本来他能写的题材极多，要洋的他是燕京的科班出身，西方各种流派的作品他早就有所了解，而且读的是原文不是译本；要土的他书香门第，博览群书，真要弄什么京音律韵，我这样的根本不是个儿，在他写了《海魂》、《柳堡的故事》等名作之后有位负责人跟他说：“你总这样跟工农兵不着边不行啊，得深入工农兵生活。”他就扔下自己熟悉的一套，毫不犹豫地深入工农兵去。下农村，进西藏，随后就写出了热闹一时的《江山多娇》、《县委书记》和一部名垂永久的《农奴》到此也算是功德圆满了，可他还要再接再厉，竟视死如归地去了美国正进行“地毯式轰炸”的越南前线，并且在弹片横飞中写下一部剧本。天可怜见这剧本还没发表就被伟大旗手看中，赫然列入了重大“毒草”的名单。等他从美国炸弹下返回北京，便带着一身罪名，发往大西北“充军”了。

    就我所知，宗江在“*****”中的生命危险绝不比在越南小。可死里逃生后想干的第一件事还是写作。“*****”过后我俩头次见面他就谈他正在写和正要写的作品，不久就给我送来两个剧本，一本是写一个连队，另一本是写一位被“***”残酷迫害致死的烈士。他跟我说：“我知道这俩戏都不能拍，可我不写出来对不起死去的和活着的。我写出来了，哪怕只给朋友们看看我也算了结一番心愿。”我无法评判过去有些做法的得失，但宗江为人民，为事业的这种热诚勇敢劲头我是永远崇敬的。别看他喝了一肚子洋墨水，在十里洋场出过大风头，却绝不是文学、艺术前边加个“玩”字的公子哥儿。

    宗江是个多栖、全才的艺术家。我弄不清他到底有多大本事，只看到凡是派给他的活他都干。50年代有一阵听说他在写越剧《春香传》，那剧彩排时我也看到他在台前台后忙活，可说明书里并没他的名字；又听说写了话剧，却又不见下文。有天我和画家彭彬在长安听侯宝林的相声。除去我二人，招待席的一排座位全空着，演出过一半，我觉得亮光一闪，有位穿蓝绸旗袍的小姐娉婷而至，紧挨我坐了下来。那时穿旗袍的人已经不多，何况小姐眼光在我脸上扫了一下，我便扭过头放肆地看了一眼，不看则已，一看招来几句好话。

    “对不起，打扰您了，耽误您听段子了。”

    “嗨，我当是谁呢，言小姐！”

    “冲您点了半天头您理都没理，原来您还认识我呀。”

    那一阵言慧珠正跟我熟悉的一位管事人闹气儿，不是一般的气，是气得要自杀。我既和她那位对手一个衙门里办公，挨几句抢白也算活该，我就连忙道歉。我看她精神焕发，不像要自杀的样儿，搭讪说：“您最近在忙什么？”她说：“排《春香传》哪，是宗江给帮的忙，作家里还是有人够交情的。”

    我才知道宗江在帮她排《春香传》。

    果然，《春香传》演出时门口牌子上写着“艺术指导黄宗江、郑律成”。

    戏不错，得了奖，言慧珠是我最佩服的三位女演员之一。论功底，论扮相，论嗓子，论梅派戏的地道味，没几个人能赶上她。在这点上宗江和我有同感，不过他还是看到言小姐更多长处。他说《春香传》连编剧带导演其实都是慧珠自己干的，他只帮了点忙，慧珠却坚持要把他的名字写出来。这和他在另一出戏里的遭遇相比。就看出了慧珠的人品。不过宗江刚看到门外牌子时还有点不安。他说：“怎能把我的名字放在郑律成前边呢。人家是《延安颂》的作者呀。”后来又看到说明书，他心里才踏实。说明书上印的是“郑律成  黄宗江”。由此宗江得出个结论：“言慧珠才女也！”

    可叹才女命运多舛，不久后自杀一次，幸好被抢救过来，但到“*****”时终于还是拂袖而去了。

    后来我还看过她一些戏，但最深的印象仍是抗美援朝时演的《凤还巢》和与宗江合作的《春香传》此外还有出《百花赠剑》，我觉得谁也没她演得好。

    最先鼓励我写电影的是黄宗江，虽然我至今也没写成一个电影剧本，但这份关心我不能忘。

    1956年我的《在悬崖上》发表后，接到在电影学院要毕业还没毕业的董克娜的电话，约我去谈谈。意思是要我把它改为电影剧本，他们作为毕业论文来拍片，后来桑夫同志又来约，说北影会拍得更好。但我对电影把握不大，兴致不高，就找宗江商量。他那时结婚不久，住在西单大院胡同。我去时他正享受天伦之乐，就背着小女儿，拉着大女儿跟我谈话。听说丹娣如今也做了妈妈了。我不知二小姐长大后的性格如何，小时给我的印象是十分可爱却颇欠文静。在她爹背上、脖子上不断地笑和叫，有时还加上跳！我们整个在她震耳的欢笑声中费劲地谈了一晚上。宗江听她的叫声像听交响乐，精神更能集中，思维更加敏捷，听完我诉说后极力鼓励我写，还在二小姐的伴奏下为我出点子，指出小说中哪些细节阅读起来虽有趣味，但无法用视觉艺术表现，并教给我如何改成可视形象。就这样我也还下不了决心，过了好久都没动手。

    1957年4月30日这天大清早，接到黄宗江一通急电：“喂，小邓，你上我这来一趟好吗？”

    “什么事？”

    “来了再说。”

    “多咱去？”

    “吃了点心就来，越早越好。”

    我当时正长期地无条件地全身心地在第四建筑公司深入生活，连住也住在南礼士路的公司里。这时，宗江住在双栅栏。骑车到了西单，看看时间尚早，我先去同春园吃早点，然后又故意在报摊上磨蹭了一会才去双栅栏的黄公馆，我进屋时他正坐在床边发愣，不光还没洗脸，连袜子也还没穿。我说：“看样你才起来，那刚才的电话是……”他说是早上想起这事给我打了电话，打完电话他又回来躺下了。

    他一边忙活一边神聊，话却不谈到正题上：“赵青从舞蹈学校毕业了，想替她找个师傅学点传统舞蹈，你说找谁好？”我说：“当然是韩世昌。你看看他的《学舌》《闹学》《游园》，那身段，那台步，那……”他说：“我们也想到他了，可《满城争说十五贯》之后，昆曲的行情见长，韩先生正筹建北方昆曲剧院，怕是没工夫教徒弟。我们想找小翠花，你以为如何？”我说：“那也好，《红梅阁》的魂步是一绝呀。于先生最近倒是总闲着。”他说：“对，赵丹正在北京，今天他们就决定这件事。”我问：“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他喝了口牛奶说：“没关系，找你来有另外一件事，祖光今晚请客。”

    祖光我倒是认识，他常骑着英国飞利浦上端木蕻良老大哥这儿来聊天，我跟端木住斜对门，总碰见祖光上厕所，他总不会为这个请我吃饭。

    我就问：“祖光请谁？”

    他说：“请赵丹他们。”

    我说：“那我去干什么？”

    他说：“赵丹想拍你的‘悬崖’，要跟你谈谈。他明天就回上海，没工夫单独约你了，咱就凑一块去谈，他们谈赵青拜师的事，咱们谈剧本的事，各行其是，两不耽误。”

    “人家不是要吃饭吗？”

    “咱跟着吃呗，反正祖光花钱。”

    “晚上吃饭现在就去？”

    等他漱口，净面，剃须，热奶，沏茶，着装，登履，升冠……这套忙完，就将近中午，天安门前已经人山人海。我俩在人堆中钻空子前进，走到新华门对面就再也走不动。只见画家彭彬挤在人群中翘首相望，眼睛盯着天安门方向。我们就凑过去闲聊。过了半个多小时，从那边传来欢呼声，又过15分钟，近处人头开始转动，前边的人往后退，后边的人往前涌，随后就看到毛**跟伏罗希洛夫两位站在一辆敞篷车上缓缓而来，车经过处就有人鼓掌，也有人高呼“毛**万岁！”  “欢迎……”但并不整齐——那时距“*****”还有好些年，还没定出欢呼致敬的仪式和规格。多的是发自内心的真情，少了些膜拜作场的形式。我也喊了“毛**万岁！”还把脚踮得更高些瞻仰领袖的风采。谁知离我们还有数丈远时两位却坐了下来，车子也加快速度，拐弯进了新华门。尽管两位都是巨人，坐下后人们也还是看不清楚。我跳起来看了一眼二位领导的后背，就退到后边去休息。人散开后我们继续前进，走到王府井南口已是下午三四点钟，宗江说：“中午咱们省了一顿，这晚饭还不知什么时候吃上，咱先吃点什么垫补垫补吧。”就到东单三条口，吃了顿奶油炸糕，到帅府园吴府时离吃晚饭时间不远了。

    祖光家里好热闹，一进门就听见满是上海闲话，吴侬软语。黄宗英、上官云珠、赵丹……足有七八个人，挤满了东厢房一屋子。还有几位生脸：一个漂亮小伙，说是赵青的全权代表，赵青有事不能来，他替她来谈拜师事宜。另一位文雅中年人名叫岑参，刚从香港回到内地。正准备拍一部戏曲片。当时我还没经过当右派的磨炼，面皮尚薄，在多位名家面前有点自惭形秽。这些人中我最熟的是凤霞和王雁。王雁大概是拜师的联络人，正和赵丹、宗英、赵青的代表商量有关细节；凤霞是女主人，要忙着招待，我就退到屋角去抽烟。宗江大概看出我的拘谨寂寞，就拉过上官说：“小邓有点认生，你来照顾他。”我和上官在上海只有一面之交，并不熟悉。她却认真地照顾起我来，拿过一盘凤霞母亲做的炒红果说：“他们讲话咱们就吃，谈谈你最近又在写什么。”随后又把香港演员送她的一把尼龙伞打开给我看——那时我们市面上还没有尼龙制品。她想叫我看个新鲜，我从这里却是看到了上官的善良和忠厚。

    拜师事务谈完后王雁和赵青的代表就告辞而去了，祖光就领着大家步行上新开路康乐饭馆。我跟赵丹在路上就进行谈判。讲好3个月之后交稿，在这期间我要请创作假，创作假期间我是不领工资的，赵丹答应签订合同后就先预支一笔稿费给我做生活费，走到康乐时我们已达成协议了。

    那时的康乐还是家庭饭馆，住房改的营业厅只能摆下一张圆桌。白天卖散座，晚上才有包桌，每晚只做两桌，所以要提前订座。我们来时前边那一桌还没吃完，掌柜的说：“多包涵您哪，屋里没地方，先在这门道里站会吧您哪。”这几位大明星、名导演就都站在那儿杂堆咽唾沫。正等得不耐烦，不知外边走路的哪个人认出了赵丹，就伸过头来看。北京人有从善如流的好习惯，只要有一个人伸头看一会后边就站上一帮。还有人自来熟，凑过来问：“早来了？开会了是吧？”大家就提议进里边站着，宁可叫里边人讨厌也别惹外边入围观。祖光带头进了屋，一进去就响起一片寒暄声。原来梅兰芳先生在请客，萧长华、姜妙香都在座，请的是老明星徐来夫妇。大家既都认识，梅先生就放下筷子起身打招呼，别的几位也举着筷子让座，乱了一阵他们匆匆吃完把桌子让给我们。

    祖光要了不少菜，最出色的是“樱桃肉”和“桃花泛”。上官忠于职守，吃饭时仍拉我坐她身边，见我爱吃什么总是为我多布些。结果我吃得最实惠。

    几杯酒下肚，谈话海阔天空起来，有两个话题我最感兴趣，一是宗江谈起《柳堡的故事》，有意请凤霞演女主角；一是风霞讲起评剧演员王度芳一件往事。旧中国时王度芳在台上唱戏，一抬脚把靴子甩了出去，靴子飞到台下正砸在一个特务的头上，那特务跑到后台抓住王度芳“叭叭”就打了他一顿嘴巴。王度芳有气没地方出，当晚就请自己吃了一顿红烧肉。上官建议我把这个细节写进将来的小说里。因为她问近来在写什么时，我说想要写一个反映戏曲艺人生活的小说。

    我想大家看到这儿准烦了，吃顿饭用得着这么哕嗦吗？别急，你往下看，下边还有文章。

    过后不久赵丹寄来300元预支稿费，我请创作假回到北京文联写剧本，剧本没写完我就成了右派。欠下上影300元使我心中不安。接受劳动改造后，有天放假，溜到西单剧场去听昆曲，意外地碰到了宗江。我觉得没处躲没处藏，宗江却依然如故，亲切地问我身体如何工作怎样，既不提我当右派的事也不问我剧本的下文。我本想表示那笔账一定要还，可眼泪直转怎么也说不出口，这股欠债难还的愧疚一直拖到“*****”。

    “*****”中正蹲“牛棚”，有一天来了两位外调人员，转弯抹角地启发我证明赵丹、吴祖光等开黑会的问题。我没的可说，那两人就火了：“不开会你怎么能拿到赵丹300元？怎么就按计划炮制‘大毒草’呢？好，有你交代的地方！”

    第二天我又被拉上了斗争会，会前一位尖嘴猴腮的造反派对我说：“你小子直到如今没跟我们露过参加黑会的事，就以为我们不知道吗？连日期地点我们都掌握了，今天不交代清楚别想散会！”

    虽然丢人，我也不想涂改历史，说我“跟造反派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照实说我是低头哈腰，老实承认了接受300元炮制“大毒草”的罪行。造反派问我还策划了什么大阴谋。我说用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腐蚀青年灵魂这阴谋够不小了，还要怎么大法。

    造反派赏了我一顿大嘴巴子。

    回到“牛棚”我想起王度芳的故事，简直想哭，因为我挨了顿嘴巴连吃碗炖肉出出气都办不到。

    此事我和谁都没提过。我为我的认罪瞧不起自己，觉得对赵丹、祖光和宗江都欠着份情。

    我读金庸

    不久前从外地回北京，正赶上“2000北京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开幕，很高兴。金庸先生是我喜欢和尊敬的作家。

    参加会就要发言，但在多位大教授面前我有点胆怯，因为我只上过4年小学，我这个作家纯属瞎混出来的。上完4年初小我就参军了，日本投降后，部队送我到中学去学文化，我当兵当野了，在课堂上又坐不住。正好新四军文工团演戏需要小演员，到学校找人，见我会说国语，脸皮也厚，一个调令就成了文工团员。有小孩的剧目不多，没戏演就叫我趴在幕后念剧本给台上“提词”，  人演一出戏我念一个剧本，一年下来肚子里就装了几个剧本，潜移默化会了点编故事写对话的技巧。演的多是秧歌剧，念唱词又给我打下点合辙押韵的基础。还养成了读书习惯。解放战争打响后到前线作火线鼓动工作，要求反应及时，现编现唱。受过正规艺术院校教育的大同志一时还没适应过来，我无意中学来的本事却派。上了用场。行军时看到走过来炊事班。队长说：“快，编几句快板鼓动一下。”大团员还没构思好提纲，我这顺口溜就数出来了：“同志们，走向前，前边来了炊事员。炊事员，真能干，又做菜来又做饭。战士们吃的饭菜香，又打鬼子又缴枪……”有个“火线报”的编辑在旁边听到了，叫我用纸写下来给他，他就拿在油印小报上印了出来，随后送来一斤生四个柿子算作稿费。不过说我写的错字太多，他花了不少力气修改，这稿费要两人分享！这就是我发表的处女作和今生第一笔稿费！我说这段话是想说明，我从事写作没受过正规训练，既没理论基础，也缺乏学识准备，纯粹是模仿读过的作品开始的！写快板如此，写小说也如此。

    战争期间没别的消遣，有机会我就读小说。最早读的就是武侠小说！那时读书无处去借和买，只能在打扫战场时捡。军纪规定“一切缴获都归公”，破书烂纸公家不要，我捡来自己背着有空就看。国民党军队里有各色人，也有各色书。一场大战打完，战场上东一本西一本什么书都能遇到：欧美文学，苏联小说，传奇话本，武侠言情，霍桑探案，福尔摩斯……碰到什么捡什么。捡多了背不动，就要选择。我没有“政治挂帅”的觉悟，又没有深厚高雅的学问，惟一的选择标准就是“好看”！我捡到一本“十二金钱镖”，同时还捡到一本载有张爱玲小说的杂志“万象”。扔掉张爱玲留下“十二金钱镖”，完全没有政治原因。只是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养成了粗枝大叶爽快磊落的性格，张小姐那娇滴滴甜膩腻的情场琐事不对胃口，“十二金钱镖”行侠仗义刀光剑影读来倒精神振奋。那时我没学过文学理论，更不知道学术界对武侠小说是何评价，反觉得我们军队也像是铲除人间不公，解人民疾苦的大集体，并因此而自豪！

    建国后我调到北京文联任编辑，刊物需要散文、小说，不用快板唱词，我就试着写小说，本钱也就靠多年的生活积累和读各类小说，包括武侠小说受到的技法启蒙。第一篇小说经赵树理同志的手发表后，他鼓励我继续写，为帮助我写作水平，他主动介绍一些书供我学习，头一次给我拿出来的书就是两本“七杀碑”！他说：“别管他的思想内容咋样，写作技巧可以学。懂得老百姓胃口，写出的书人们才爱看！”

    我才知道树理大师把“群众爱看”挂在心头，他的小说才受到工农大众欢迎，于是我就把“好看”暗自定为自己努力方向。我心中的“好看”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有趣，二是有益。“益”不只限于政治内容，在道德、文化、心理、感情以至知识等方面，只要能有助于辨别是非，惩恶扬善都算有益。总要叫人读过我的小说后他清楚啥叫好啥叫坏，做好人不当坏蛋！

    因此，后来我读到金庸小说时，最大的感受就是它非常符合我这“好看”标准，既有趣又受益。

    我个人认为，武侠小说是中国特有的一个小说品种。跟西方的骑士小说“侠盗罗宾汉”之类不同，也不同于日本的公案武士小说“捕物帖”。它主题单纯，情节离奇，结构奇特，想像丰富，武打技击，惩恶扬善！不管怎么说，多数武侠小说读完后，人们总是赞美崇敬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见义勇为舍身忘我的侠客，厌恶欺压善良、横行霸道的恶棍。有的武侠小说也完全可能给人些坏影响。因为“武侠小说”是一个品种，内容好坏影响如何要依这品种中具体作品而定。

    由于文学观念和理论上的自我束缚，50年代开始，社会言情，武侠侦探之类的通俗小说在中国大陆销声匿迹了。日本人称作“大众文学”的小说品种恰在我们提倡“文学大众化”的时候退出了舞台。言情小说家张恨水改写“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也要拿到香港去发表；“十二金钱镖”的作者宫白羽专靠经营书店谋生。我们常用一个标准去衡量不同的品种小说。事实上除了高雅、严肃、有深刻思想内涵的纯文学小说外，还有一种不以作品思想载体为主，只供人们休息消遣的小说。这是两个不同的物种。出发点不同，素材来源不同，写法也不同，达到的目标也不同。用把尺子去衡量这两种不同产品，再由此决定“优胜劣汰”，包括武侠小说在内的通俗读物就消失了。

    有些年我以为中国特产的武侠小说就此断种绝迹了，改革开放之后才知道，世界上凡有华人存在的地方，武侠小说就有市场，既有市场就有货源。大陆断档，港台接续。这时我才看到了金庸先生的作品。发现他不仅继承了中国武侠小说传统，而且有所突破、发展、提高。使这一品种文化品位起了质的变化，思想内涵有了深广扩大。而且好就好在他是按着这一品种本身的路子提高，不是也不想提高到成另一个品种上去！它是更好的“大众文学”而没有硬跻身于另一类文学，成为四不像。

    金庸小说土洋结合，雅俗共赏。人物情节虽是无中生有以虚代实，却写得有鼻子有眼有趣味有学问。读者在消闲解闷中不知不觉增加了中华文化知识，历史知识，风土人情，最终导致我们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与尊重。

    我认为这就是金庸的对中国文学的贡献！

    我高兴能参加金庸先生的作品研讨会。

    老顽童黄春明

    读过台湾小说的都知道黄春明是个爱国的好作家，却不知他除去写作外还有许多好本事。

    前不久在香港，晚上和太太一起看电视，把频道调到台湾中天电视台时，正好看见黄春明在一个大会上演讲。题目似乎是“要振兴中华必须首先发扬民族文化”，内容好，口才好，表情好，衣着也格外整齐。

    估计那天台北的气温至少在30℃左右，从电视上看，在场听众大多只穿衬衫或T恤，而他却整整齐齐穿一套西装，领带打得非常严谨。于是就见他一边演讲一边滴汗，恰好说到最激动的刹那，汗流到眼睛里了，他不得不停住嘴，赶紧伸手抹眼。抹完眼不接着往下演讲，却朝台下四处张望，并大声问：“我太太坐在哪儿啊？太太，我脱了西装行不行？”

    大概是看到太太在台下招手同意了吧，他这才大喘一口气，很快把西装上衣脱了下来，使劲扔到了地上去，并小声嘀咕说：“这么热的天，太太非叫我穿西装，真是的！”电视台麦克风非常好，把他这句话一字不落全播放了出来。

    我忍不住大笑。不料这时我太太却发了话：“笑什么？你要好好跟黄春明学习，你看他多听太太的话！”我不服气，便说：“好。不过，要学春明我就全面都学，包括他演的杂技！”我这一说她不吭声了，因为这里有个典故。

    去年秋季我和太太与春明夫妻及海外一批华文作家曾到云南采风，所到之处受到各少数民族同胞亲切接待。我们高兴之余都觉得年轻了30岁。用春明的话说，就是：“我们难得有‘客观疯’的机会！”

    我们参加了许多篝火晚会，晚会多半在打谷场或野山坡上举行。上百人围着火堆席地而坐，大碗喝村民自酿的米酒，大块吃现杀的鱼和肉。与苗、瑶、彝、壮等民族兄弟姐妹一起唱歌跳舞，衣装不同却能融为一体，语言各异却又亲密无间。

    有一天晚上的节目是苗族乡亲踩高跷。少数民族踩的跷比汉族的高，难度也大，看得我们鼓掌不止。高跷演完后各民族的姑娘小伙子们轮番表演节目，我们看得眼都直了，谁也没注意黄春明的动向。

    一个节目演完之后，忽然人们眼光都朝出场口望去，我也朝那边看。不看还好，一看大惊，只见那里走上来一个3米多高、上尖下粗的东西来。走到灯光之下才看出，上边只有一个人头，下边却有四个人头。原来下边是左右各有两个人抱着一条上边绑了高跷的人的腿。于是，便八腿抬着两腿一点点往台上挪。上边那个人两手扶着下边人的脑袋，还左右摇晃，并发出像笑又像哭的叫声。直到这时人们才看清，那被捧在空中的不是别个，乃黄春明是也！

    霎时间全场响起欢快的笑声，就在这笑声中，下边四个人欢呼一声同时撒手后退两步，黄春明就在尖叫声中扬起双手作要飞之状，只是没向上飞，而朝地下扑，似鞠躬又似磕头般趴着，直等抬他出来的少数民族兄弟当众替他解下绑在腿上的高跷，他才爬起身来，正正经经做了一个谢幕的姿势。

    那天我太太也教导我，说：“瞧见没有，你们俩是这群人里最疯的。”

    曲木阿呷

    四川有句谚语：“清风雅雨建昌月”，建昌即今之凉山自治州首府西昌。

    我第一次见到西昌，是1950年夏秋之间，胡宗南刚从西昌撤走三个月。我作为“中央西南民族访问团”先遣组从雅安骑马到达西昌，由此进入凉山，住在举行武装起义、配合我军击败地方军阀的彝族支头罗洪大英家。进山前，依上级指示，请当地有关部门为我们增派了两名翻译。一个是罗洪大英的弟弟罗正洪，是我们的地下工作者，罗大英起义就是由他策划的；另一个是一个叫曲木阿呷的小姑娘。

    曲木阿呷那年十五六岁。在大家面前爱说笑会唱歌。但当她单独一个人时，脸上常常露出成年人才有的忧伤。那时凉山是个与外界隔离的奴隶社会，以血统分阶级。奴隶主是黑彝，也称“黑骨头”，尊称为“支头”；奴隶属于白彝，也叫白骨头，俗称“娃子”。一个奴隶主的领地加上奴隶就是一个独立家支。各家支之间互不统属。没有统一的领袖和统属。历代王朝任命的上司住在彝汉杂居的交界区，只管收租敛税，不干涉彝人内部事物。由中央政府派人进入凉山，我们是破天荒头一回。在北京，中央首长给我们交代的任务就是：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向少数民族慰问，宣传民族政策，促进民族大团结，解放全中国。历代统治者搞“大民族主义”给少数民族造成极大伤害。我们要以行动体现共产党“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尊重其风俗习惯。至于各民族内部的改革工作，只能等该族人民自己觉悟，自己解决。我们只可帮助其思想发展，促进觉悟，决不越俎代庖。对彝族的方针，不管是奴隶主还是奴隶，只要拥护共产党拥护新人民政府，我们都视为同志。

    在北京学习这条纪律时，觉得执行起来挺容易。到达凉山后才知道要经历多大的困难，要有多大克制能力。

    我们看见最低等的奴隶没日没夜地干活，吃饭时却跟狗一起蹲在主人脚下捡主人扔下的土豆皮、野菜根充饥。主人对奴隶有生杀之权，出了错就可能遭到剁脚、挖眼等酷刑惩罚。一个老奴隶干活不慎弄坏工具，大腿被挑断一根筋，留下一条腿叫他好拄着棍给主人干活。看见这种情形，阿呷把头低得搭在胸上。

    有一次我们路过一个奴隶市场，看到河边有几十个半裸奴隶按男、女、大、小分类蹲在地上。买主围着他们转，看上哪个就拉起来摸摸腿、打打胸，甚至指着地上一块大石头叫他扛起来跑两步，然后就跟卖主两人伸手比划着讨价还价。我问同去的彝胞是不是壮年男娃子最贵，他说不，成年男娃子最便宜，最贵的是女娃子，其次是小孩。我问为什么这样？他说：“母鸡不是也比公鸡贵吗？她能生小娃子呀！小娃子现成就可以干活。干几年还能卖。大娃子干几年就累垮了，再卖就没人要了。”

    我们看得惊心动魄，曲木阿呷低头一言不发，眼里却满含着泪。我问她：“以前你见过这场面？”她说：“我就是白彝。爸爸受不了黑彝的折磨冒死逃出了凉山，逃到山外一个小县城，在旧县衙当了杂役，因为是官差，才没被抓回去斫断手脚。可我祖父母被分开照这样卖掉的……”她父亲在汉人居住的地方增长了见识，悟出个道理：奴隶要改变命运必须学知识，他省吃俭用也要叫孩子上学。阿呷的哥哥读过私塾后进了南京专收少数民族学生的“蒙藏学校”，她则起了个汉族名字，进了小学，成了有史以来第一批认识字的彝族女娃儿。她还说，罗洪家是黑彝，她不愿住在他家。只因为这是参加革命工作，她才忍住性子住进来。不过罗正洪这人挺好，很理解她的心情，总是有意地避开使她受刺激的场面。看来参加革命的黑彝也会变好。    ‘

    在凉山工作几个月，完成任务要回北京时，传来中央民族学院招生的消息。曲木阿呷要求随我们到北京上学，几个月合作中她工作一直很出色，团长刘格子立即批准了她的要求。从这天起，阿呷脸上最后一缕愁云散尽了。我们骑马从西昌到雅安，再乘卡车从雅安到成都，然后经重庆、贵阳，直到长沙才换上火车。不论骑马还是乘车，一路都见她兴奋得发红的脸，听到她止不住的彝家歌声。

    初到北京时，星期天我还常跟他见面。我问她生活习惯不习惯，她说别的都好，就是马路太平，走得人脚板疼，没有爬山好走。后来我离开了民族事务系统，再后来在加强阶级斗争声中被打人另册，跟所有老朋友都断了联系。

    感谢***同志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政策，使我获得第二次生命。40年后，我寻到了一个机会，再次来到西昌。这时的西昌，已是彝族自治区首府。本来，我是多么想听到曲木阿呷突然见到我时发出那非常熟悉却有40年没听到的惊喜的叫声。可是从自治区到县、区、乡，看到一批年轻能干的彝族干部，却没看到阿呷的身影。最后，我忍不住了，向接待我的领导人打听：“你们这里有个叫曲木阿呷的女干部吗？”对方听了我的话，先睁大眼睛看看我，然后叹着气，低声说：“她早去世了，你不知道吗？”

    “她去世了？什么时候？怎么死的？”我愣了。急问。

    “50年代她被反对改革的人杀死的。那一年她还不到20岁。要活着现在该60岁了。”

    我请他详细跟我说说经过。他说50年代中期曲木阿呷从北京学习回来，省里看了她的档案。见她学习成绩极好，就把她分配到省妇联担任部门领导工作。不久凉山进行民主改革，她知道后坚决要求回凉山参加改革运动。省领导在其革命热情感动下同意了她的请求，派她到西昌参加自治区改革领导小组。但到了西昌后她又坚持深入第一线，随工作队深入到凉山基层村寨。正当全体彝族同胞为跳出落后于世界的奴隶社会一步跨进社会主义新时代之时，一小撮反动奴隶主为了保住他们对奴隶的生杀予夺的权力，发起了武装暴动，朝曲木所在的工作组攻来，两名带枪同志坚守在他们住的小土楼上作掩护，其他的人仓促退到附近一条山沟中分散隐蔽，等候援救。不料阿呷刚躲在一个山洞里，一支暴动匪徒就追进了山沟。带头奴隶主对着洞口叫道：“女娃子，我看见你躲在山洞里了。你出来吧，你是彝人，我不杀你，只要你发表个声明反对改革，支持我们一伙，我马上放你！”曲木阿呷为了给其他同志争取隐蔽时间，爬到洞口朝外喊道：“我劝你们还是放下武器，争取宽大处理的好。你们几个人是挡不住历史发展的，彝族一定要改革，奴隶一定要解放！我死了没关系。改革必定会成功……”

    奴隶主毫无人性地下令，机枪火枪朝洞内齐射，还扔进一颗手榴弹……

    奴隶主见这个反抗奴隶制度的女娃子死了仍不罢休。把她的遗体又拖出来，大声喊着：“躲着的共产党们你们听着，再不出来投降，就要你们跟这女娃子一样，死了连尸首都落不下……”说着就拔刀朝阿呷身体斫去。

    解放军消灭了暴动分子之后，并没有寻找到她的全部遗体。因为遗体被分割成了几块扔在不同的地方。有的已经找不着了。大家只是在跟她半部遗体埋在一起的背包上认出那是她。因为书包里有她情人给她写的信。那一年她不到20岁，还没有结婚。现在，烈士陵园的墓中，实际上只埋葬着曲木的部分骨灰和这个背包。

    我禁不住热泪长流。我要求他带我去一下烈士陵园，最好现在就去。

    他们说现在去不行，来不及准备，连花圈都没有。我不再说什么，只问了一下烈士陵园的地址。

    这天恰好是农历七月十五，天黑后，一轮明月如车轮般大小，慢慢从邛海中升起，证实了“建昌月”美名不虚。友人散去了之后，我一个人悄悄走出宾馆，急急走向烈士陵园。

    陵园没人看守，很大，很荒凉。月光下，我逐一辨识着墓碑上的姓名。寻了半个多小时，我终于看到了“革命烈士曲木阿呷之墓”几个字。我深深鞠了几个躬，然后手扶着墓碑，仰望着明月，任凭热泪顺着耳边往下流着……我抬头望着，月光闪耀的夜空，仿佛跃动着阿呷说笑时的面容。直到听见身后传来脚步声，我猛地回头，看见有两个人影在不远处静静地站着。我在这里，似乎呆得太久了。那两个人轻声问了我一句：“是邓先生吧，我们接你回去啦。”我迈着沉重的脚步，随他们朝宾馆的路走去。我忍不住回过头来，看着墓碑，心中升起一轮永不坠落的凉山月。

    含泪送叶楠

    叶楠西行，我没赶上遗体告别，甚为歉疚。国文兄劝我说：“你的性格我了解，参加后几天缓不过情绪来，没参加也罢。写篇文章寄托哀思吧。”

    写文章心情也并不轻松。

    记不清和叶楠初期见面是哪一年了。

    1947年打完“洛阳战役”，部队转移时有两位陈谢部队的同志掉队，临时随我们文工团行动。我们穿黄军装，他们穿灰军装，挺引人注意。行军中我们班有个人过去跟他们聊天，回来说那个爱说笑的小伙子和我团调往东北一位老同志同名，也叫“白桦”！因此就留下点印象。

    建国后我在北京工作，从《人民文学)杂志看到写云南边疆的小说《山间铃响马帮来》、《无铃的马帮》……一篇接一篇发表，署名就是“白桦”。云南是二野防地，就又想起那个掉队的友军战友。并为他的成绩高兴。又过了些时间，我到八面槽一个剧场参加个会。身旁空着个位子，开会后匆匆走来一个海军军官，客气地问我：“劳驾，您这儿没人吧？”我摆摆手，他坐了下来，还抱歉的笑了笑。我看这人像见过，想了一会就小声问他：“你是白桦吧？”

    他笑着说：“我是白桦的弟弟，叶楠。”

    “叶楠？白桦的弟弟？你们俩的作品风格可比长相差别大多了。”

    我报了姓名，两人就热情握手，开始丁几十年交往。

    相处几十年。对叶楠我只能说两个字：“好人”！

    不是指他当海军工程军官的业绩好，那早有部队作了评定，也不是指他写的作品好，那自有读者、观众和专家的认可。我讲的只是朋友相处中，对他“为人”的体会。属一己之见。

    中国人讲“君子之交淡如水”。我从叶楠身上品到了“水”的清淡透彻。有人说文艺业者爱搞小圈子。这不公平。人类是群体动物，哪一界也有类似现象。但哪一界也都有超然圈外的独行侠。叶楠就带点独行侠味道，他这独行不是跟别人不交往，而是在大同前提下的跟各路文友都保持友好。谁有事请他他都到，到谁那里又都谦居末座。几十年来文学圈波浪翻滚，潮起潮落，各人的境遇也不断跌宕起伏。叶楠脸上却总保持其谦和、友好的笑容。假定作家某甲今天吉星照命，事业兴旺，贵客盈门，赞扬之声贯耳。叶楠也会在座，但只是淡淡一笑，绝不跟着吹捧；明天斗转星移，甲兄又运交华盖，门庭冷落车马稀，闲言碎语四面传了。叶楠会仍照常探望，仍然亲切而清淡。如果甲兄主动倾诉自己的境况，或是打听外人反映，他还是淡淡一笑，摇头说：“我早说了，你是个作家。管那么多干啥？写你的东西呗。”

    叶楠也有热情外露的时候。20年前，有次我听说他家人外出，只一人在家写作。便打电话说想去看他。他说：“一言为定。太太一齐来，我等着。”转天到他家闲聊一会，我们拉他出去吃饭。他淡淡地说：“知道你们来，我能不准备，还要出去？”说着把饭桌一拉。转眼就拿出几个菜来。并说：“等会儿，还有热的。”转身又进厨房，给每人又捧出一碗热乎乎的红菜汤，就是上海叫做罗宋汤的名菜。舞燕喝了一口，拍着大腿叫好。说：“真地道，你是在留苏学的吧，教我怎么做行不行？”叶楠热情来了，热心讲授起罗宋汤的做法。我听那么麻烦，就问他：“你一个人这么忙活，怎么连点风都没露！早说叫舞燕来一块做不好吗？”这时他又冷静了。淡淡地说：“嗨，这点小事，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如今罗宋汤已成了我太太的拿手菜。

    我原以为叶楠那淡化心境是他天性使然，观察后才发现这是坚韧刻苦自我修炼的结果。这看他对自己不同境遇所持的态度才能悟到。

    先说顺境。叶楠在事业上达到的成功度，许多人可望而不可即。小说、散文、电影：电视剧……样样都写，著作等身。读文学，看影视的人谁不知道《傲雷·一兰》、《甲午风云》、《巴山夜雨》、《木棉袈裟》、《花之殇》……政府奖、金鸡奖他都得拿过，同行间谁不服气？可他却从不炫耀自己并保持谦恭谨让之态。别人当面说他作品好，他只是摇头摆手，很少答话。有一次答话了，我说：《巴山夜雨》会在电影史上留下一笔，他说：“那得感谢李准。是他给了我帮助。”空话好讲，真做到得意而不忘形，是要在自我修养上下点真功夫的。

    再说逆境。晚年他遇到了最大的下幸。4年间动5次手术，作九回化疗！身体消瘦头发掉光，生理和心理都受到极大折磨。可是他谢绝朋友到医院探视，朋友们暗地替他捏着把汗。只要一出院我们就接他出来与几个老友聚会。见面他仍是笑容满面，从不露一丝痛苦和悲哀神色。六次作家代表大会期间，张贤亮、鲁彦周几个外省老友想看望叶楠，国文把他接到民族饭店小聚，他仍然是满面春风，笑容可掬地说：“你们看，我这不是挺好吗？别担心了。”他表现得那么自然，没有一丝造作，没有半点勉强。他却不提是才从医院出来分别后还要进医院。

    我这时才懂得，做到这样淡泊平静，祸福下惊，叶楠在自我修养上是经过顽强艰苦磨炼的！

    叶楠走了。他那平和淡雅，谦让友好的形象会长存朋友们心中。

    悼绍棠

    绍棠逝去，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心中反复一句话：世界上少了一个好人，共产党少了一名好党员，文坛又损失一位好作家，自己少了个好朋友。

    去年他住院，我和张锲、泰丰同志去看他，特意带了一篇文章读给他听。40年前团中央开反右大会，我曾奉命上台发言，批判绍棠下乡不该带馒头！事隔数十年我们再次相会，友情依旧，绍棠从未提起过此事，但我不能忘记，一直想找个机会公开道歉。文章10年前就写下了，由于气氛不合，朋友建议暂不发表，便压了下来。如今大家都年过花甲，我想早点了结这份心愿，我趁着两位作协领导在场，便在病床前把我道歉之文宣读了一遍。绍棠听后含泪挥手道：“咱们俩谁不了解谁？内情我明白，我全明白，用不着……”

    两位作协领导也说：“过去的事了，提他作甚？”

    后来绍棠出院，我俩再见面。他责怪我不该在医院提那件事。我说：回首往事，有人负我处，也有我负人时。人负我一笔勾销，我负人永记不忘。绍棠说，他赞同这想法，不过我俩之间不存在谁负谁的问题。不该这样小题大作。

    我举这例子，说明绍棠本质的宽厚，不像他外表给人的印象：心窄性急。

    写小说要塑造典型，绍棠本人就是个典型。是50年代先被文坛“器重”，后被“错划右派”的那批“新生力量”的代表。年轻，爱国，爱党，受中国革命文学和苏联文学影响甚深，连优点带缺点全都接受。他们可能有各种缺点，却绝不会喜欢“资产阶级专政”。而他们的青春年华却要戴着“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帽子度过。做梦也没想到赶上***同志领导拨乱反正的时代，没想到还有第二个春天！一旦复出，就以整个生命拥抱新时代。不掺假的拥护党的方针、路线和政策。放声歌颂改革开放，歌颂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过20多年磨难，他们对党、对共产主义事业爱得更加真挚深沉。对往事多持谅解态度。绍棠则更激进些，谈起“五七”年事，他说那是“母亲打孩子，打错了，做儿子的也不该抱怨！”他们一旦重新得到写作的权利，便夜以继日，不顾性命地拼搏，忘记了自己不再是40年前的毛头小伙，只见“夕阳无限好”，忘记“只是近黄昏”。心态与年龄不同步，主观与客观欠协调。本要多出点成果，却过早倒了下去！

    绍棠算得是这类人中一个典型！

    我认识绍棠时他17岁，40余年来，风风雨雨，我们没断交情。1957年曾有人把我们划为北京市文学界的同一个“小阿飞集团”；  “***”垮台后不少旧友是通过他又和我联络的。积数十年之观察，我认为他最大优点是政治上坚定，对党、对社会主义从无二心，即使遭到错划也毫不动摇；第二个长处是保持传统文化、传统道德的特色，看不起崇洋之举，容不得媚外之人。他古道热肠，助人为乐，处人际关系不以功利定厚薄。即使戴着帽子在农村挣工分时，同命运的朋友有事求到他，他也倾全力相助。钱票粮票，没多有少，决不叫人空手回去；发配外地的朋友回京，他总要热心招待。哪怕是咸菜下酒，也要一欢而散，临走时送上火车。

    说不清是他把生命献给写作，还是写作给他以生命。在饿着肚皮劳动的时候，在被剥夺写作权的状况下，我怕抄出来作为罪证，连日记都戒绝，他却还关紧门窗趴在炕上写小说。写完自己看一遍，又偷偷地埋葬。待***同志再给我们写作权利时，他才敢去挖取，也才发现早已腐烂成泥了。我为他痛心，他却说：“那也没白写，总是满足了我的写作愿望！不然活得多没味厂。

    这样的人复出后怎能不争分夺秒地拼命？我曾和他多次一起出差和出国。他总是同行者中惟一带着稿纸，每日定量写作，不做完“功课”不休息的人。不然你没法想像，新时期以来10多年间，他怎能写出五六十本作品，是我产量的10倍！

    绍棠热心助人，不管是长辈是下级，只要有事求到他，他没说过不字。能办的办，不能办替你托人办。他关心社会活动和公益事业。不论是大事小情，研讨联欢，只要找到他助威捧场，几句好话一说，他坐着轮椅也赶去参加。除此之外他没有个人的业余消遣。他去世前两天，一位退休老编辑找我谈申请入会的事，拿的又是绍棠的介绍信！蝇头小楷写满了介绍意见栏目。这可能是绍棠最后的文字。

    人无完人，绍棠是出色的作家，不是圣贤。(圣贤去世之后也常被人揭出种种不足！)看绍棠一生，大节可赞可赏。相形之下，小疵不足道之！如果没有性格的多侧面，那还是刘绍棠吗？近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发现他在悄悄地弥补自己的不足，改正某些缺点。比年轻时理智思维多，意气用事少了。不计较人事上的是是非非。更关心文学界的团结状况。他不止一次对我说：“党号召文学界团结起来。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而奋斗，我们几个老人带个头不好嘛？我们都是发小的兄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找机会大家聚一下，什么也不用说，杯酒释疑猜。咱们团结起来，年轻人会跟着学！”

    第五次作家代表大会，实现了他的愿望。朋友们欢聚一堂，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顾全大局，不计私怨，共商繁荣文学大计。绍棠很高兴，不顾病痛，盲到开完会没请一天假。只是又一次苦了我们弟妹，既不敢惹他扫兴，又怕他病情加重。一边推着轮椅一边悄悄看他的脸色，低声叹息。

    绍棠走的很安心。但我们仍要把增进团结、繁荣创作的局面更推进一步，这是对他最好的悼念。

    1997年3月19日北京

    记住这位“洋委员”

    今年是全国***议换届的年头。5年参政议政，留下不少美好回忆。举例来说，有几位中国籍的“洋委员”(应叫做华籍洋人)，就给我极深的印象！

    政协休会期间，我参加“外委会”活动。有次到一个乡镇企业办得出名、经济效益显著的县城视察。看过与外国合资的服装厂、皮革厂、玩具厂，接下来与当地干部座谈。这地方是作为先进典型公开介绍过的，在发展经济、脱贫解困方面确实有明显成绩，当地干部也听惯了捧场话。有几位开头发言的人在提出意见同时，也免不了附加几句赞扬。我身旁坐着位大鼻子黄头发的“华籍洋人”政协委员。别人发言时，他作了个不以为然的表情，就低下头喝水，一声不吭。过了一会，会议主持人忽然叫着他的名字，客气伸出手说：“请您说几句吧！大家欢迎厂说着带头鼓掌。等掌声停歇，那位委员用带洋腔的中国话说道：“我说话不好听，怕你们不欢迎！”当地同志马上说：“欢迎批评，什么话我们都爱听。”那委员便站起身来：“既然这样，我就说两句。请问门口那辆奔驰轿车是谁坐的？”人们一下都被问愣了。会场里嘁嘁喳喳，却没人正式回答。那位委员便提高嗓门又问了一句：“那辆高级轿车到底是谁坐的？”一位企业负责人举手，小声应道：“是我坐的。”那委员马上冲着他说道：“你知道在西方这是什么人坐的吗？”不等对方回答他便气哼哼地说道：“那是大资本家，高级官员坐的！连发达国家也只有富豪才坐得起，咱们不还是发展中国家吗？你们这里不是刚脱贫吗？一个厂长就坐这种豪华车？你坐得安心吗？”

    会场一下子静下来了，鸦雀无声。那位委员又指出我们参观的合资工厂，在环境保护，安全生产，劳动条件等方面有严重的不合格状况。有位企业负责人想辩解，说曾经有关部门检查过，领有合格证。他摇头：“这一套我懂！可我也懂什么叫危害工人的健康！我就是大夫！”他愤慨地责问：“这种情况在他们欧洲和美国允许吗？他们不允许干的事为什么到我们中国来干？中国人不是奴隶……”  “说得好！”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比他发言开始时热烈多了。

    我对他肃然起敬。方才记起有本材料上介绍过，他是和白求恩一样，当年为支持我国人民抗日，漂洋过海从西方世界来到这个东方国度的。经过几十年战斗，他跟这块土地和它的人民结下深厚感情，他离不开它了，决心加人中国国籍，由贵宾变成了它的主人。

    我曾想：他那么直率发言，是否跟西方人一向直来直往的习性有关？也许他还没学会中国式的含蓄和谦逊？

    去年视察、参观陕北，我又和他结伴。在西安革命博物馆，人们看到有张历史照片，拍的是毛**接见外国专家，照片上那位外国专家正是我们身边的这位委员，顿时欢呼起来。他却连连摆手，躲到一边独自看展览去了！有人还喊他，同来工作人员小声说：“别叫了，他原来跟前边那队人走的。知道有这张照片，进门后故意落在后边，没想到又赶上了我们这一拨……”这时他一面急忙离开人群，一面举起手中的说明书挡住了半边脸。我才明白：原来他很懂得什么叫含蓄和谦逊，也习惯于中国人的习性！上次发言完全是出于一个政协委员的责任感！胸怀坦荡，尽职尽责！也许他的话欠全面，也许当事人还有理由解释，但谁也不能否认它表达的作为政协委员的使命感和崇高品格。

    世纪末还乡游

    读过(徐霞客游记》、《老残游记》、《赤壁赋》、《桃花源记》等文章，谁还敢再写记游文章？偏在2000年接近尾声，赶上一场特殊的旅行。要写怕出丑，不写憋得慌。造成我世纪末最后一次苦恼。

    一是地点特殊——云南文山。云南名地甚多：傣族有版纳；纳西在丽江，大理三月好风光，泸沽湖边女儿国，我都有幸到过。对文山这个“苗族壮族自治区”却从未想去过。画家黄苗子就用广东腔说过：“我这个苗子是假的啦！真苗族在湖南呀！”中国作家协会副**韦麒麟是壮族，家则在广西。我想文山未必有典型性。这次一看，才知道这里竟是壮、苗、瑶、彝、侗、佤等好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地。头一天参加广南县对河村联欢，在村外小桥边手捧酒杯边舞边歌来迎接我们的村民就不少于五六个民族。服饰多彩，语言多样，礼仪有别。有的先唱歌后敬酒，有的先敬酒后唱歌。这边是小伙自己先饮一口后再敬给你。那边是敬你喝完姑娘才举杯沾一沾唇；有的几位老人来敬酒，你举杯沾唇老人就躬身后退了；有的一群姑娘来敬酒，酒不喝干姑娘们就不停唱歌……只一个敬酒就有这么多学问！

    第二特殊，是我们这批游子真正来自“四面八方”！有来自台湾的黄春明、吴梦樵；有来自美国的少君、周琼；香港的海辛，澳门的梁淑琪；加拿大的冯湘湘；日本的华纯……而且大都不是一个人来。吴梦樵由妈妈带领，余国英有先生跟随，黄春明请太太监护……我也是由太太领导着来的。平时连外省都没去过的少数民族同胞碰到这批来自世界各地惟独没接触过本国少数民族的来访者。双方都有点惊奇兴奋之状。而听当地干部介绍情之后，目光中都充满新鲜和好奇。待到两边人手拉手围坐到篝火下，开始喝酒谈心，却发现陌生归陌生，亲切却照样亲切，究竟是同胞骨肉，说起话来推心置腹，跟访问外国或迎接外宾的心境绝不相同！这就引出了第三个特殊性，100年前的中国人是在烽火血泪中走出19世纪的，今天他们的子孙竟能聚在一起欢声笑语迎接21世纪、是巧合也是幸运。中国人这一百年没白过。下容易，也够英雄！没理由不相信中华民族在21世纪创出更大奇迹。

    写到这就要说两句感谢话了。这次旅行办成首先要归功于《世界华文文学》杂志。这杂志因为改版，今年最后一期就收摊儿了。多年主持其工作的白舒荣女士力倡要用颁奖会来向多年合作过的作家们表示谢意。出版社领导谬力女士极为支持。于是从该刊近年发表的小说中评出十五位获奖作者。奖好评可没钱办不好事，她同时就与“鹏程文化基金会”会长陈志鹏先生联系，在陈的协助下又与热心以文化建设回报社会的“云南昆明盘龙区房地产开发公司”经理张彦生先生搭上线。条件是奖项定名为“盘龙杯奖”，活动经费由“盘龙公司”负担，再与正在文山区广南县召开的笔会合作，一拍即成，三厢情愿。不声不响的为一批作家圆了回故乡采风心愿。

    谁也没想到“风景这边独好！”像桂林山水那样奇特秀丽，却又有它自己的特色。这里的溶洞怪、多、深、阔；在像滩江那样亮丽的水上乘船到山前划进洞内，绕过九曲十八弯竟能从山后另一侧重返江湖！这里一切都还保持着自然本色，因为尚未开发，因而也还没太多人为破坏。

    这里的少数民族同胞也像其山水一样保留着太多善良本色。在他们亲切纯朴，赤诚热情接待下，我们一下也变得天真无邪了。记不清游了多少天，走了几处地，只记得有时走到村边就碰到上百人边歌边舞欢迎；有时直进到深谷才见乡亲们坐在篝火旁等候。有一个被称作“公主坟”的山沟。那里原来埋的明朝流亡皇帝永历的妹妹。去的路上人们还为这位金枝玉叶亡国之后，贫病而死在逃难路上感到凄苦。那知还没到那坟地，却路边山坡站着十多位彝族乡亲向我们载歌载舞，一问才知道这片山上有一个彝族村寨。村民听说作家要来看公主坟，自动赶下山来敬酒恭候。因为当年公主病死山下荒坡，就是这里的彝民先人发现后，感念明朝天子对彝家的团结宽厚政策，冒着被清兵惩治的危险把她收殓起来的……听到这话，我对公主的同情被对少数民族德行善举的感佩所代替了，甚至觉得这位公主比他哥哥幸运。因为她去世后没多久，哥哥就被他的汉族宠臣吴三桂杀死在昆明。并以此向清王朝请功。

    我们还做了事先不作任何准备，即兴式采风。路过一个村庄，想进去看看就闯进村去。这里的气氛和平安静，家家门户洞开，你从门口一经过，主人就请你进屋里喝茶。见到有女作家，村里姑娘们就迎上来问候，并主动当向导作解说。领我们看村中公共活动室，看各家主房大厅。也看彝族女孩特有的，离开父母自己独居的“花房”。有人小声问：“你会在花房约会男友吗？”她们大方的说：“不，我们跟男朋友相会有专门的地方。叫‘情人房’。离父母更远。”同来的人有一位要看“情人房”，那姑娘却摇头说：“我们的习惯，情人房不能叫别人看。”这本来就很够友善了。不料竟有位当地写文章的年轻人大模大样的坚持说：“习惯是可以改的嘛！叫我们看看好了！”那姑娘立刻脸红成片，含着泪把头低了下来再不说话。我为同来者感到羞愧，忍不住大声说：“小老弟，老乡们这样尊重我们，我们也学着点尊重别人行不行？”那朋友讪讪地走开了。姑娘竟带着泪痕向我们致谢。坚持请我们到她家喝一杯茶，到他家后她用彝语跟妈妈说了几句话。老妈妈立刻端出茶壶来沏新茶。悄悄用汉语说“谢谢你帮我姑娘拦住，没看情人房，我们这里习惯，领外人看了情人房，情人就要跟她绝交的……”

    春明听到这件事，愤愤地说：“我要提个建议，云南朋友热心招待我们我感谢。但是不能什么要求都答应，不能把外边来的人惯坏了！”

    除去这件小事，其余时间都在欢笑声中度过。篝火联欢，我们不仅欣赏而且参与。各自表演自己的拿手戏。虽然都是不折下扣的中国人，可是竟能唱出来这么多种语言，跳出这么多不同舞态。黄春明太太用福建方言唱台湾歌，春明就站在一边用国语翻译，不仅翻译得一字不错，连表情都力争与太太同样动人。我这次才知道黄春明除去会写小说，会作演讲，还会表演杂技！有一天联欢会开场是苗族踩高跷。木跷比汉族的高、表演也难。大家用掌声把高跷表演者送下台后，便欣赏壮族，瑶族，彝族等一个个民族节目，谁也没注意黄春明失踪。四五个节目演完，正在等待新节目上场时，突然发生一阵骚动，目光都朝上场口看去。我也跟着往那边瞧、不瞧还好，一瞧大惊失色。因为看见从树林之后黑暗之处众人拥戴出一个怪物般高人来。此人足有3米多高，下粗上细，很像个软而活动着大肉垛。等到灯光之下，才发现上边只有一个人头，下边却有四个人头，原来是下边左右两侧各有两人抬着上边那人一条绑了高跷的腿。也就是说下边八条腿抬着上边两条腿在一点点往前挪。上边那人用手扶着下边人的脑袋，却还左摇右晃。还不断发出又像笑又像哭的惊叫声。直到这时人们才认出那位被抬在半空中的不是别个，乃大写家黄春明是也。于是满场响起春雷般掌声，就在这掌声中，下边四人撒手后退一步，与此同时黄春明先生就扬起两手作要飞之状，只是不向上飞而往地下扑来，似鞠躬又叩头般、连叫带笑趴到了地下，由抬他的少数民族兄弟当众解下了高跷他才站起身来，正正式式作了个谢幕的动作。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分手时大家都恋恋不舍。黄春明感叹地说：“多少年没这样疯过了，过得真痛快！”

    真的，我们疯得很痛快，终身难忘。我最不能忘的是这次行动竟是几位房地产和文化界的热心朋友在毫不声张，默默奉献，幕后努力的情况下实现的。事前没宣传，事后也没吹嘘。以至人们甚至记不得主办人出资者的姓名头衔。最多只记得“盘龙区房地产公司”和文山区、广南县等几个政府文化机构的名称。从这里似乎感到了中国人正在加强对精神文明建设的关注。我认为这是21世纪华夏儿女生活上的好征兆。

    巴黎城内的山东大嫂

    我和香港影星岳华去巴黎，是为拍摄电影《烟壶》打前站的。到巴黎之前，我没想到会碰到山东老乡。所以在巴黎繁华的街头，我看见这女人穿着大襟小褂，千层底绣花布鞋，梳着沂蒙山区农村发式，开着漂亮的轿车飞驰而过，我真不相信这是事实，怀疑眼花了产生错觉。当我正疑心自己的神经是否有病，漂亮轿车拐进岔路停下了。驾车女士朝我们走了过来，笑着对我说：“你就是才从北京来的邓大哥吧……”身边华侨朋友肥仔为我介绍说：“这就是兰英，徐教授的夫人。”我这才明白这就是我们正等候的人。

    我问为什么太太开车来，徐先生不来，是不是他不在家？肥仔说老徐来也没用，他不会开车只占个座位。不如叫他在家为我们准备茶水晚饭。“看来老徐离开太太什么也玩不转。”肥仔笑着说：“徐太太确实能干，在巴黎华人社会中，她法语说得最好，绣花绣得最美，治家治得最精。人们说她是贤妻良母的标本，中国女性的骄傲……”    听他们这样说，我认为徐太太是位欧化了的华裔女性。想不到穿装打扮，神情口音还保持着沂蒙山区土风土味。怎么看都还是个中国农村妇女。这使我产生了好奇心。这天下车在他们家，我把全部时间都用在了解她的出身、经历上。

    我从他们的婚姻打听起，答案竟令我大吃一惊。我问老徐：“太太从什么时候定居巴黎，你们是什么时候结婚的？”老徐说：“*****后期中法建交第二年，我回国探亲订的婚。那以前她连济南都还没到过。”我问：“那太太是先受中文教育了？”徐太太说：“在家里时就上过10天扫盲班，发现我是地主子女，就被清除出来了。文化学习是到巴黎后开始的。一人手就学的是法文。”老徐拿起本法文小说：“你看，她现在也还是只能读法文书。看香港电影也只能看带法文字幕的，中文字幕的看不懂。给家里写信她先写法文，我再替她译成中文才能寄回去。”

    于是，我就请他们从头介绍他们结合的经过。

    定亲

    徐先生叫徐广存，山东临沂人。60年代初从台湾到了法国，是巴黎第三大学的中文教授。当时老徐青春年少，交了不少金发碧眼的女友，在华人中博得“风流才子”的雅号。有朋友劝他早日成家，他却迟迟难下决心。一直到老徐回大陆观光了半个月，回来后就正式宣布他已订婚，找的是中国山东沂蒙山里的农村姑娘。大家还以为他说笑话，不久一位去中国办事的法国华人，真的给他带了个年轻漂亮的大姑娘来。大家才知道老徐找媳妇的过程。

    老徐回大陆虽是自费旅行，但中国政府非常重视，所到之处都热烈欢迎。老徐最后回老家，一到山东，他就跟招待他的侨联负责人交了心，说此次回来除去看望分别多年亲属外，还想办件大事。要找个媳妇。希望家乡的父母官和华侨团体多给帮助。

    这位干部虽说话时也是满嘴政治口号，但人确实相当好。见老徐来求助，便坦率地对他说：“现在就问你一句话，别的都好，可就出身成分不好的人你要不要？”老徐问：“啥叫出身成分不好？”  “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的子女，剥削家庭的后代。”  “我是要找媳妇，又不是组织政党，什么家庭出身碍我啥事了？只要姑娘好，啥人家我不在乎。”  “有这话就好办一半了，她没文化，你对这方面挑剔不挑剔？”  “没在中国上学，就去法国上学。没有别的文化基础，一上来就学法文，更容易。”那干部两手一拍说：“若是这样，还真有点眉目了。有个姑娘他爷爷那辈是地主，她可是连地主什么样都没见过。就因为家庭出身，一直被监督劳动，尽管她身材面相都够得上美人水平，热情善良，天生一对巧手，能吃苦耐劳，可是在这里就没有一个青年敢要她。如果你有意，你们自己面对面谈谈可好？”老徐连连称谢，却不知道在那年头，帮这种忙是要担政治风险的。

    那位干部先装作对姑娘进行思想教育，把她叫到自己家中，悄悄对她介绍了一下后，就约好了时间面谈。那天老徐先到干部家。他本没抱过高的奢望，谁知姑娘挎着篮子一进门，他头一眼就看呆了，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能寻到个这么水灵秀气、体型健美的女孩！看得那姑娘脸一红低下了头。

    屋里只剩下两个人时，那姑娘就大大方方看着他问道：“既约我来见面，有啥话就说吧。”“他们跟你说清楚了，为啥叫你来？”  “说清楚了，叫我来相亲。”  “你的意见怎么样？”“我同意。不同意就不来了。”  “连面还没见，你怎么就能同意呢？我要是坏人，把你骗出去卖了呢？”  “我不了解你，可我了解介绍人，他是好人，不会害我，他相信你，我就相信你。”  “可是嫁给我，要去外国。”  “嫁鸡随鸡(她没说下半句)。我既嫁了你，你上天我也跟着你。”  “那地方啥都跟咱这儿不一样，连说话都得从头学，你不怕困难吗？……‘饿着肚子下地，顶着大雪挖河，挨斗，受管制我都受过，去外国也不会比这更难多少！”  “那，咱就算谈成了？你就不提点条件？……‘条件是有，得等你表示了意见再提。你要压根儿不同意，俺废那个话干啥！”“我？当然同意。我做梦都没想到会遇到你这么好个人才，模样、脾性都比那些洋妮子对我的心思。”  “那好，不要金的银的，只要你保证，跟了你以后，万一过几年你嫌弃了我，你可以把我休了，叫我离开，叫我自己去找活路。可决不能再把我送回来。”  “为啥要这么个条件？”  “这地方我太寒心了，只要出去我决不再回来……”老徐听了很同情，马上答应了她的条件。

    老徐接着说：“巴黎到这里很远，花钱不算，就怕挤不出时间来。如果办完手续我来不了，找一个到中国出差的朋友把你带去行不行？”她痛快地说：“只要拿着你的证明信，我就跟他走。”

    两人这才算全部谈定。随后就一切按计划进行了。

    结婚

    他们举办了个很隆重的婚礼，几乎把巴黎华人和学中文的法国朋友全请到了。婚礼上兰英反对穿租用的西式礼服，她穿了身自己做，自己绣的中国式红绸嫁衣出现在礼堂，引起轰动，有人给拍照拿到时装杂志发表，有人想托她为自己做身同样的嫁衣。然后，他们便到法国南部的海岸度蜜月去了。

    他们来到一小城，找到一家熟识的旅馆住下，白天两人游玩，晚上找来位老太太教她法语。几天之后，老徐突然说有急事要回巴黎办，便乘火车走了。当晚从巴黎打来了电话。以毫没商量口气对她宣布说：“巴黎华人太多，你回来学不好法语。你就留在那边学法语吧。什么时候能用法语说话，我再去接你。”

    兰英听完只说声“好！”便把电话挂了。

    老徐从此再没给兰英打电话，但总给旅馆打电话，向经理打听兰英的情况。开始时经理说：“太太很苦恼，已经两天没上海边了。每天只在屋中念法文字母。”过两天说：“太太屋里传出了笑声。”再往后只说：“太太一切很好，其他的无可奉告。”老徐说：“你能不能具体讲讲？”对方说：“不行，太太交代过，没她的同意，什么也不能说。”

    老徐放下电话高兴异常，但又奇怪，既然能够用法语交代事情，为什么不给自己打电话？是不是生自己气了？又等了两天，他急了，于是他就给兰英打电话，从上午到下午，一遍又一遍一直也没人接。他做了各种猜想，每种猜想都使他很担心，他开始怀疑自己这硬逼她学法语的办法是不是有欠周到。万般失望之际回到家。

    到家时，天已经黑了，抬头一看，自己家窗户灯亮了。他有点喜出望外，急忙跑到楼上。兰英竟然扎着围裙做饭呢。他惊讶地问：“你几时回来的？”她用法语说：“饺子都包完了，还先到超级市场买了趟面粉。得有3小时吧！”他用汉语问：“你坐的那班火车？”她仍用法语说：“谁告诉你我乘坐火车了。”他也只好改用法语说：“你乘飞机回来的？”  “有钱没地方花去了，这点路我乘飞机？我租了辆汽车。”他忙问：“谁开车送的你？”  “咋把人看得这么扁？怎么非得叫人开车送我，就不许我自己开车回来？”老徐没想到自己的媳妇这么能干，比那些花钱上大学的留学生强多了。忙心疼地说：“又学法语又学开车，这几个月把你累坏了。”兰英说：“连监督劳动的零头都算不上。倒是今天一通忙活，有点累，吃过饭你把门口那辆车送还租车公司吧。放到明天又多花半天钱。”老徐红着脸笑笑说：“跟你服个软吧，我来巴黎这些年，还没学会开车呢！”

    老徐有了个温暖、幸福而又舒适的家。过了一年光景，兰英的治家本事和她的法语一样，在巴黎华人中被传为奇迹了。她不认识中文，但能读写法文。从法国报刊上学会西餐烹调、服装剪裁和缝纫机操作，并且练会了使用理发工具，从此就不许再到外边买衣服、理发。请客也是自己下厨。她自己动手腌咸菜，磨豆腐，按山东习惯把新买来的袜子底剪开，镶上一双绣了花的布袜底才给丈夫穿。这本是山东人为使线袜多使用几天采取的加固措施，不料却收到美学和商业的效果。有天老徐跟一位艺术品商店的朋友去日本料理餐馆，老徐脱了鞋，露出脚上这绣花袜底的袜子，把那位艺术商人看傻了。问道：“我的天，你是皇帝吗？怎么把这么高贵的艺术品蹬在脚下？”老徐说：“这是我太太做的。”那人仔细欣赏半天后，坚决请老徐把太太找来，兰英来后，就在餐桌上那人与她谈妥了一笔生意：长期收购她的刺绣品。法国人把她绣好的袜底，几个一组，捏成花形、八角形，镶进玻璃镜框内，挂在墙上跟油画一样当装饰品。那位商人买断了他今后所有作品，独家经营，在巴黎很出名。

    到了这时，老徐只有对太太心服口服，把家里这片天下，双手交与她去大权独揽。老徐说不清兰英如何运筹，只知道自己的薪水没增加，生活水平却大大高于以前，而且还有了积蓄存款。当拉丁区有一幢地段很好，质量也佳的房产要出售时，兰英竟毫不犹豫买了下来。

    回国

    经济状况改善后，老徐很想为家乡做点事。但想到太太提出的永不回乡的条件，知道家乡在她心里造成的伤害，估计很难获准。这笔款项不是小数，又不能先斩后奏。便硬着头皮，绕着圈子跟兰英商量：“兰英，自从有了你，咱这家才兴旺起来。这是你给我带来的福气，可要是没有咱家乡的帮助，没有咱中国的文化，山东的民风，我上那找你兰英去？”兰英笑笑说：“有啥话你说，别跟我绕脖子。”  “我想谢谢生我养我的家乡。”兰英半天没吭声，最后眼里含着泪说：“再叫我寒心，也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啊，你要捐钱我不拦着，可我绝不跟你回去，也别写我的名字。我希望忘了那边的人，也希望他们忘了我。”

    老徐第二年只身回中国，给那里的小学捐赠了些电教用品和资金。背着兰英还是用了他们夫妻二人的名义。

    看来一切都那样如意。不料过了两年，却有本小说传到了海外。小说中写了有一海外华人，回家乡找了个老婆，以此招摇撞骗，说他如何爱国，国内也有人替他吹嘘，谁知有一天他醉酒后吐露真情，人们才知道他患有“性无能”痼疾，在外国根本找不到老婆，才回中国干此缺德事。因为只有中国女人才会为了钱嫁给个天阉之徒。这一下人们才看到他丑恶的真面貌……小说是写得极有才气，博得几记掌声。作者在掌声中又在报上发表声明：“本书是概括典型，绝无影射攻击成分，若有人自己对号人坐，作者概不负责。”

    这一来反倒引起好心人的猜疑：欧洲华人中，跟国内农村姑娘结婚的惟有老徐一人，偏是这位老徐得罪过写小说的人，世界上就有这么巧合的事！

    原来以前中国去了个什么代表团，在巴黎作公开演讲。老徐和他几个学生也在下边听。有位先生的讲演老徐和他的学生听着都不大赞同。老徐为人耿直，等那人讲完便站起来提了个问题，以示对其言论不为以然。不料这就得罪了那位不可一世的人物。当场给以回击。而这又惹恼了老徐的法国学生们。这一来，又引起了新闻界的注视。巴黎出的左派中文报纸《欧洲时报》便就此发了篇报道。演讲先生看了很愤怒，回国后就采取打官司抢原告的方针，散布说此次出访一切都好，就是在演讲时有个台湾政治背景的人出来捣乱。偏有人爱较真，写信到巴黎向有关人士打听实情。有关人士回电却说老徐是出名的爱国人士，这件公案才不了了之。

    当人们把小说一事告诉老徐。老徐听完一笑说：“真是骂我又怎么样？人生一世，谁还没挨过蚊子叮，臭虫咬？骂人的丑还是被骂的丑，人间自有公论。”

    朋友们特别同情兰英，这样一个从苦难中挣扎出来的善良的女性，连中文小说都没看过，却无缘无故遭舌刀笔剑之害。背后放箭者又让她无处辩理，岂不欺人太甚了？正当大家为兰英鸣不平时，这个用笑脸面对世界的女强人，突然放弃多年的誓言，带着4个孩回到了中国来。

    我见他们夫妻连背带抱，把4个挨班大小，长得如一个模子中刻出来的孩子拖下飞机，既同情又可笑。我问：“平时你们把孩子交给老太太照看，这么远道回来，怎么不留两个在那边？非全带回来不可呢？”兰英说：“我就是为了孩子们才回来的。叫他们看看祖宗生活的地方，也叫家乡人看看孩子们。”

    旁边有位来接他们的乡亲说：“都回来的好。叫人们看看，没做过缺德事的人，不怕人诅咒断子绝孙！”

    陶然亭的朋友

    春节去香港探亲，归来后见到讣告，郭少衡先生去世了。我们陶然亭的“聊友”又少了一位，心中又一次说不出的惆怅。

    少衡是名老生郭仲衡的儿子。郭仲衡先生是“春阳友会”名票，后来下海与程砚秋先生长期合作。少衡大概是继承了父亲的做法，一边上学一边学戏，中学毕了业戏也学成了。因为有仲衡先生的关系，所以他有机会向张连福、雷喜福、陈喜兴、陈彦衡、陈秀华诸名家讨过教，后来又正式拜杨宝森为师。

    据朋友讲，少衡学艺是非常刻苦的，所以练就几手绝活。他唱《潞安州》最后自刎时。头上的甩发先竖直，然后朝四边均匀散开，俗话叫“万朵莲花”或“莲花盖脸”，似乎这手活在近几年来已无人会使(记得刘斌崑先生早年唱活捉，也有这个表演)。少衡在《临江驿》中的跑伞，也是一绝，先看圆场，雨伞突然像被风刮起，在空中连翻几个身，他在底下一个吊毛过去，恰好接在手里。

    少衡一生对于充实自己的文化修养，从不放松。他从张大干学过画。他画工笔仕女、花鸟很有风采，我见他画过一幅荀慧生先生“红娘”的画像，不仅神似，而且把京剧化妆的色彩和手法运用到了绘画上，极有特色。他还爱好书法，隶书写得很有气势。他是名角，却从来不拿架子，忙的时候画布景、搬道具，什么都干，为人又谦和。50年代京剧一度上座不好，他主动提出降低自己的待遇，把一百分戏份降为十五份。所以曾不止一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出席过全国的“群英大会”。

    我和少衡认识，是“*****”后期，在陶然亭避难之时。当时一些被赶出正常生活的“牛鬼蛇神”们无处可呆，就到陶然亭来以打拳练气功为幌子，呼吸口较自由的空气。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那些戴红袖标、唱样板戏的革命造反派们在显眼处晃着膀子横行；划人另册的专政对象们自然就远离他们，专找山背后树林深处活动，久而久之，常在一个地方练拳的人就聚成一伙，打完拳也坐在一起聊聊天。当然不谈政治，不说国事，专找废话和闲话说。我们这一伙人的核心就是前北京戏校的副校长、著名京剧音乐家沈玉斌先生，成员虽不固定，常来的即有钱富川、荀令文、侯玉增、唱八角鼓的曹宝禄、唱梅花调的尹福来。少衡也常来，他来时多半坐在一边，静听别人说话，换个笑，自己从不插嘴。有一年桂花开放时，沈玉斌先生用桂花熏了点鼻烟，分给我一包，我请大家品尝。我用烟壶往各人的手掌中倒，有人说：“这不能倒，应用烟铲来挑。”我说市面上早已买不到烟铲了。少衡在一边说：“我还保存着一个，送给你吧。”我想人家保存的东西，不便夺人之爱，连忙谢绝。可是第二天他仍把它带来了，是一柄象牙的极精致的烟铲，应是武壶中用的，如今成了我们友谊的一件纪念。我把它和几个名贵烟壶收藏在一起。很少舍得用。

    为什么在陶然亭聚集这么多的文艺界尤其是戏曲界的朋友呢？这有点历史原因和地理原因。

    大清国时代，戏院不准开在内城，倡优也不准在内城居住。而前门外西半部，是各省进京的要道。古时南方各省进京，有水旱两路，水路走通州，顺通惠河进东城，码头在什刹海一带；旱路则由长辛店、卢沟桥进来，进广安门。北京城内的街道是方方正正的，只有两个地方有斜街，一是什刹海旁的烟袋斜街，是水路来的客人们上岸后奔鼓楼走出来的；另一处就是前门外靠西这一片地方，什么樱桃斜街、王寡妇斜街等等，是走旱路的客人进了广安门后，为了尽快到达前门大栅栏一带的闹市，取捷径走出来的。这正如鲁迅先生说的：“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这里既是必经之路，进城来的人走乏了，就要休息，于是客店应运而生；住店还要吃饭，于是饭馆就平地而起。外地进京之人，除去放生意、办公事还要应酬、消遣。倡优不准进城，这里又是做生意的好地方，何不在此发展呢？于是这里便成了北京的头一个“红灯区”，赛金花、小凤仙全是从这里出来的。有色尚需有声，当然也少不得听戏品曲的所在，所以戏院也就集中在这里。三庆、庆乐、中和、广德全在这一区内。要唱戏少不得立科班，斌庆社、富连城相继成立，也在这一片地方。人们登台于斯、教学于斯，住也就尽量在这一块地方安居。而且旧社会艺人地位低下，大家聚居一起，成一个社区，要比与其他人杂居舒服些，所以上至王瑶卿、梅兰芳、谭鑫培，下至打下串的，箱倌跟包，也住在这。这一带就成了戏曲艺人的大本营。

    陶然亭的地址在先农坛西，虎坊桥南，距离艺人们的住区不远，地面开阔，有水有树，便于早上遛弯、喊嗓、练功。陶然亭再往西，是梨园界的墓地和“梨园先贤祠”。先贤祠正殿供着梨园界前辈灵牌，过年时这里有祭祀；艺人们有了纠纷，也常在这调解；平日有几个武功师父早晨在此设帐，教梨园行子弟练基本功。这近百年来就成了戏曲艺人天天遛早的地方。解放后陶然亭辟成了公园，环境变了，人们的习惯并没变，何况中国、北京两大戏校全都设在陶然亭隔壁，所以直到今天它还是戏曲界同人经常去的地方。

    “陶然亭”这三个字有两层含义。一是指那个不像亭子的“亭”，一是指这一带地方。

    “亭”建在靠城墙根的一个土岗上。这里原来有建筑，乃“文昌阁”。因为各省进京科考的秀才们也多住京城西南这一带，所以香火很盛；秀才们吃饱饭爱掉文袋，烧完香往四处看看，见城楼堞墙，绿苇红叶满有诗意，就给这土岗起名叫“锦秋墩”。康熙年间有位文人做了工部郎中，名叫江藻。大概工部郎中派工用料可以占公家便宜，全部报销，他就在这锦秋墩上、文昌阁旁盖起一圈廊宇，四面开窗。秋天在这地方喝酒谈诗很敞亮，便取自居易的“更待菊黄家酿熟，与君一醉一陶然”的诗意，取名“陶然亭”。解放后这里开过茶座，还开过饭馆，卖陶然亭湖里打上来的活鱼。后来发现当年毛**、李大钊都在这地方进行过革命活动，便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然茶座和饭馆就搬家了。刚打倒“***”时，作家协会创办《民族文学》杂志，编辑部没地方办公，曾租了这地方的几间房作编辑部，无奈文物保护单位不许生火，喝水吃饭都困难，冬天取暖也受限制，只好搬家。

    陶然亭下是一片湖水，过去是有芦苇的。这地方本极荒凉，光绪甲午年间忽然传出水中出现了水怪，吼声如牛，有人说看见它半夜从水中跃出，头如磨盘，两眼光芒刺人，张着血盆大口，并声称专吃洋鬼子。一传十十传百，全北京的闲人与忙人就都赶来看，小贩们见是做生意的好时机，就在湖边摆起各种吃食摊、杂货摊、香烛摊。大清国京兆尹下令禁止观看，谁也不听，只好派兵到湖中抓水怪，说是兵从东边下水，水怪在西边吼叫；兵赶到西边，水怪又从东边冒头。皇太后见“剿”法无效，改为“抚”法。请二百名和尚道士来建法棚，作法事，诵经拜佛，焚表烧香，要和妖怪交朋友。没几天日本人在大东沟外打起仗来，整个北洋舰队泡汤了，才把这妖怪的事不了了之，而湖边也就形成个小市场。

    湖北岸也有个土岗，上边也有几间房屋，但名称没有南边的雅，名叫“窑台”，是明朝烧砖瓦的地方。湖水中有几处高坡，原有树林，树林中有不少坟墓，石评梅高君宇合葬在此，有位以喝酒闻名的“醉郭”墓在此，赛金花墓在此。还有两个墓一叫“香冢”，一叫“鹦鹉冢”。“香冢”前有墓碑，碑文颇有文采，曰：“浩浩愁，茫茫劫。短歌终，明日缺。郁郁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时尽，血亦有时竭，一缕烟痕无断绝。是耶？非耶。化为蝴蝶？”又诗云：“萧骚风雨可怜生，香梦迷离绿满汀。落尽夭桃又浓李，不堪重读瘗花铭。”而更有警世意味的倒是“鹦鹉冢”的铭文，那只鹦鹉很灵巧，会背诗，主人不在家时被猫咬死了。主人写给它的铭文说：“文兮祸所伏，慧兮祸所生，呜呼！作赋伤正平。”

    四

    说到陶然亭来的戏剧界朋友，多半是来喊嗓的，是指太平盛世。我到陶然亭后所认识的这几位朋友，却一个也不喊嗓。因为那时是“*****”正在“彻底完成”之际，这几位朋友是被革出艺术界的，不敢再喊。我们只是默默地打拳，小声地闲聊。我们之外喊嗓的人是有的，多半二三十岁，身穿红卫兵的假军装，张口就是：“听罢奶奶说红灯……”再不就：“朔风吹，林涛吼，万千气象。”一听这个，我们就赶紧缩紧头，把脸扭向山坡。我们的“首领”沈玉斌先生，是北京戏校创始人，第一任副校长。有人就小声开玩笑说：“沈先生，别扭头啊，这是您的学生！”沈老往地上吐一口唾沫说：“别骂我了！您听听，满嘴牛黄马料，我有这种学生吗……”所以至今我一见到站在台上或电视屏幕前，厚着脸喷吐“牛黄马料”，并大言不惭介绍自己的“成功之路”者，总想起沈先生来。单就这句唱词看，本没什么不好，但一听这唱词就使人想起提倡它的那位“女王”和他们制造的地狱，就不由得毛骨悚然。这是符合巴甫洛夫条件反射论的。如果我们面前有个孩子，你每天叫他听贝多芬的《月光曲》，听一个乐句打他一鞭子，如此重复几百次，我相信你即使手中不拿鞭子，他听到这乐曲也会浑身发抖。你再骂他说“贝多芬的音乐是美的，你不会欣赏是愚蠢的表现”，他也还是厌恶那音乐的旋律，这是弹琴的人无法理解的。

    在我们这一群朋友中，只有一个人唱样板戏而不遭到我们反感。此人姓励，人称励八爷，他是电话局职员，从北京有电话局那天起，他就是职员。他给荀慧生、马连良、谭富英都安过电话；他是戏迷，从小就住在黑窑厂，是赛金花的邻居，也是参与为她治丧的一个人。他和许多著名演员不仅认识，而且从孩子时就跟他们在陶然亭一块遛弯。他的记性又极好，凡朋友们唱的戏，他都会唱。因为他都给他们捧过场，不是会唱一段或一场。每场戏从锣鼓点到胡琴谱全会。不管哪个行当哪个流派，他全会。有的演员学“马派”，忘了一段词，就来找他，“八爷，《十老安刘》那一段怎么使腔？您给我捋捋！”  “好！”他马上整出戏给你唱一遍。可他没上过台，他的嗓子不好。他惟一的消遣就是早上进陶然亭，一边遛弯一边唱。一出戏从开场唱起，围着公园遛一圈，恰好唱到闭幕。他边唱边白边做手势身段。别人看他笑他，他全不理，自得其乐。可“*****”一来，坏了，他进了公园刚念一句引子“金井锁梧桐”，一群剧团的红卫兵把他围上了：“怎么着小子？你敢放毒？”吓得他不敢再唱。可是他不唱戏比生病还难受，几天下来，又黄又瘦。他说：“这怎么办？不让我唱我要憋死了！”朋友们只好劝他：“没法子，你就改唱样板戏吧！我们不怪你！”从此他就改唱样板戏。可红卫兵听见了还是要斗他，因为他唱的比哭还难听。

    五

    励八爷除去会的戏多，一天唱一出自娱，还有两大特点：收集戏报、小报，熟悉陶然亭的掌故。他大概从民国初年就收藏海报，每看一出戏，便把海报保存下来。要查哪一年北京的什么戏院演过什么戏，谁参加演出，你去找他，决不会叫你失望。这个爱好保持下来，到了“*****”期间没海报可收集了，他就收集各种油印、铅印的传单、小报。什么“打倒彭罗陆杨”啦，“击退二月逆流”啦，他全有。“*****”过去后，文物部门发出启事要收买“文物”，他捧着这些去卖，人家看了一眼，说这算不上文物，不予收购，他心中十分委屈。我本有意把他这些东西买下来，认为这实在也应算难得的“文物”，又怕他碍于朋友交情不肯收费，迟迟未开口，后来听说他一怒抱到收废品处，当烂纸卖了。我后悔不及。

    他从小就在陶然亭转，原来“大悲院”有个和尚还是他的表亲。他对陶然亭一草一木了若指掌。当初陶然亭一带有许多出名的坟，每个坟前都有石碑。陶然亭公园修起后这些墓大部分还在，“*****”时统统给毁了，墓碑也不知扔到了什么地方。那些造反派以为从此就再也不会受这些死魂灵们的干扰了。谁知有位励八爷在，事情就麻烦。他不仅记得每座墓的地址，还能背下每块墓碑的碑文。我写小说《话说陶然亭》，要引用几句“香冢”的碑文，向八爷去请教，他立刻背诵出来，一字不差。他自己偶尔也写诗，不过诗写得和戏词差不多。周恩来总理逝世不久，北京发生“四五”事件，他也写了首诗。可不敢拿到天安门去张贴，就在我们几个拳友中朗诵：“我哭周公痛无声，举起白首望长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说良心话，全是“水词”，倒也真情一片。后来“***”把“四五”运动定为“反革命事件”，到处追查写诗文的人，凡写过诗的都惴惴不安，惟有八爷安之若素。他相信听过他朗诵的几个朋友谁也不会出卖他。也曾有人来打听：“那天姓励的在这儿背的什么诗？”我们说：“他多咱背诗了？他不是天天唱样板戏吗？背的样板戏戏词呀：天王盖地府、宝塔镇河妖！”

    他退休后仍在电话局做临时工作，替电话局看房子，早晨仍到陶然亭来。1984年我去日本参加国际笔会，回来后不见他了，说肾脏有病，他错吃了治肠炎的药，进医院了。从医院带来话，大夫说不要紧，过几天就可以出来，但从此再没出来。因为他实际上得了癌症。临终前有朋友去探望他，问他可有什么事要办。他说：“别的我无遗憾，就想再去一趟陶然亭，跟朋友们再聊聊天。”

    六

    陶然亭的朋友在粉碎“***”后先后去世了五位。引起我第一次大震动的是老辛的去世。

    老辛在这群朋友中并不算最老，才70来岁，看上去像60左右。他从来收拾得干干净净，灰中山服，白衬衣，圆口布鞋，一尘不染。他留平头，天天刮脸，总像才进过理发店。为人谦和，说话不紧不慢，带着三分笑。他是做书画生意的，自己也会画也会裱，可从来不露，和张大干、徐悲鸿、于非厂(读“庵”)、陈半丁皆有交往。他替他们卖画，也替他们买画，据人说他也与某些画家合做假画，他做假古画有套绝技。我问他自己可存有好画，他说没有，全出手了，只有一幅徐悲鸿的马，是徐悲鸿画坏了，四条腿都画成了前腿(也许是都画成了后腿)。他从徐那里买来时没注意，到家后发现不对，卖不出去，他对徐说了，徐叫他拿回去重换一张。他说：“不换了，我留下作个纪念吧。”徐又给了他一张作补偿，他便把这幅保存了下来。他说这画有两层意思：一是徐悲鸿画了一辈子，像这样的错画不会有第二张，这是一绝；第二是他鉴别书画一辈子，出这样的差误也是没有第二回，也算“绝活”。

    我问他鉴别字画本事是怎么学来的，他说是逼出来的。年轻时他在琉璃厂当学徒，师父参加拍卖行买货，他跟着抱画。出师后他给人家跑街，自己参与拍卖。在拍卖行买货不同于在大学或博物院作鉴画工作，叫出价钱后，买与不买要当机立断。买了假货柜上自然不高兴，是真货而没有买到手也是过失，这就逼着你练出一套用最短时间找出关键性证明的本事。他说这些知识不是书本上能学到的，而且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诀窍，他要死了他这套本事也就失传了。他向我建议，有时间由他口述我帮他记录，写出一本关于鉴定书画的书来。我答应了，可是当时我前途吉凶未卜，又觉得天天见面，有的是时间来做这件事。不必急于动手。1979年冬季在陶然亭见到他，他满面愁容，说是儿子在固安县得了重病，他要到固安去看看。我劝他宽心，早去早回，谁知一去就没回来。听说他到了固安，见儿子病重，一着急脑溢血了。儿子没事，他倒先死了，就在固安安葬。他说话是河北口音，也许固安是他的原籍。

    老辛在“*****”中的遭遇怎样我不清楚。当时我们几个朋友有个不成文的默契，谁也不打听谁的遭遇，免得生是非。但我知道他做书画生意积下一点财产，公私合营时书画店便辞退了他的工作。北京在割“资本主义尾巴”中，书画业有个行规：离了店后可以从事别的职业，但不准再私自做书画买卖。他这些年大概找了点别的事做，但也难免偷偷做点书画生意，海外不少内行知道他，偶然回北京要买画不会不找他，这样的话，“*****”中怕不会平安无事的。我们认识他时他已过了险关，看样生活也不困难。

    他的死使我懊悔不及，后悔没帮他把书写出来。为了纪念他我写了篇小说，就是《寻访画儿韩》。

    七

    陶然亭遛早的人，分成一个个的小集团。有几位是专扔圈的，用麻绳或电线、藤条缠几个圆圈，外边包上棉花，再用旧布缝成外皮，几个人站成圆圈，互相投扔；有几位是练拳的；有几位专门围着湖走路；还有几位打坐练气功。我们这一集团以沈玉斌先生为核心打太极拳，打拳时各打各的，有陈式，有吴式，也有杨式。打完拳聊天就凑到一块。有几个人是天天必到，连到的时间也不差多少，有的是停停打打，也有并不属于这个集团，但碰上就坐下聊几句的。

    老生演员贯盛习不是这个集团的。他哪个集团也不加入，只是一个人绕着湖走路。过去我只看过他的戏。在50年代看他唱《秋胡戏妻》，身上、唱功都不错，后来就不见了广据说到外省某个京剧团做了团长。他弟弟贯盛吉的戏我看得较多，印象非常好。他的小花脸是含蓄而幽默，用一种独创的鼻音念白，可笑而不轻佻。在生活中他也忠厚。有一阵贯盛习嗓子不好，约角的不约他；而贯盛吉则红得发紫，几个班社抢着要。他跟约角的说：“约我可以，得搭上我哥哥，我可以少要点包银，我哥哥的戏份不能减。”此人对生活也充满幽默感，晚年得了绝症，家人们给他预备寿衣，他要穿上先演习演习。家人无奈就给他穿上。他对着镜子照了照说：“我死了敢情就是这模样啊？不怎么样！”此事我系传闻，汪曾祺有第一手材料；他在一篇散文中说起过，和我的传闻有小异，当然他的准确，但避免抄袭之嫌，我还按我听来的说。贯盛习则是另一副模样：人清癯瘦削，留一绺齐胸长髯，无论冬夏总穿一件米色风衣，长袍大袖，仙风道骨，说话声音低沉。他患心脏病，长期住在北京，但服务却在河北省石家庄。他每逢走到我们一伙面前，就——点头问候。我们问问他的病情，他总说：“还行，控制住了，不敢累着。”

    再一位常来的是冯玉增，他是老北京戏校学生，沈先生的弟子。玉增为人精明能干，个头不高，衣装整洁，动作灵活。他不练拳也不跑步，早晨来了就到湖边找个椅子，铺上他自带的坐垫坐下，从书包里掏出副竹板来，打起竹板唱数来宝。他是唱小花脸的，演出用不着数来宝，可这是他的个人爱好，也许是健身之道。我看过他唱《昭君出塞》的王龙，歌舞俱佳，十分精彩。唱完数来宝，他又开始遛弯，一直遛透，来到我们群里闻鼻烟闲聊。他说每天早上这一顿遛是幸福保障。什么叫幸福？他答曰：“活得舒服，死得痛快。”

    八

    陶然亭这批朋友，包括了京戏行的前后台、文武场、生旦净末丑、龙套上下手、神仙老虎狗，行行俱全。

    按年龄算，比较年高的怕是两位打鼓佬，一位是大名鼎鼎的白登云，一位是励五爷。

    白先生早已过了古稀，花白头发，身材伟岸，风度潇洒，手里提了个棕竹手杖，大步流星地散步，身后常跟着贤慧的白师母。白师母手中提个北京人时兴的手袋，她眼睛不太好，走路较慢。常常是白先生疾走一阵，然后站住脚和碰到的人聊天，顺便等她。白先生终生打鼓，耳朵背，和他说话要大声喊。他告诉我，他的鼓就是在陶然亭练出来的。小时候拿着两根木棒，无论冬夏早上到陶然亭来打石头，夏天打得浑身出汗，冬天双手裂开多少血口子，天长日久竟把一块光面石打得中间凹陷下去。这几年他给李世济打鼓，给赵荣琛帮忙。还有一位老教师是励五爷。励五爷年纪比白先生更大，耳朵更背。和白先生相反，他不大讲究穿戴，总是一身灰中山装，纽扣很少扣严的时候。他不遛弯，而是打吴式太极拳。他和白先生两人一见，说起话来十分费力，他冲白先生耳朵喊，白先生冲他耳朵喊，然后两人相对弯腰，鞠躬：“您慢走。”  “您坐着。”白先生精神气色都比励五爷好。

    过了两年，发生了变化，白师母突然去世了，白先生就很少到陶然亭来了，偶然来一趟，衣着也不像以前那么整洁，精神也不像以前那么旺盛。白先生一生醉心艺术，对处理生活琐事相当的无能，白师母不在他连吃饭、喝茶都困难。身边又没有别的亲属，实在令人同情。有时碰见我们劝慰他两句，他只是摇头叹气，说是想接一位亲戚来帮忙，不知后来怎样。励五爷倒始终是老样子，他身边有子女，但老人性格孤僻，宁愿事事自己动手，保持独立，反倒不见颓唐。

    晚年耳聋，看来是京剧音乐行当的职业病。我小时学过“武场”，尽管是秧歌剧的锣鼓，也是先从小钹打起，然后小锣、大钹、大锣，最后才学打鼓。一天练几个小时，停下后耳朵嗡嗡的许久静不下来。大锣大钹是挨着打鼓佬站的，打一通“急急风”，三个段落一个紧过一个，一层响过一层。如果唱武戏，真有点玩命。我一直打大锣，初练时左手提一块砖，右手五指伸开，只靠食指套着锣槌甩动，要槌槌打在砖心上，待到正式提锣时，要打出几种不同的声响和节奏来。常常一晚上演出要打断几根锣槌，可知打鼓佬的耳膜要经受多大的震荡力，一生几十年打下来焉有不聋之理呢。现在科学发达，物质条件也好，应想出点措施来保护音乐工作者的健康。近来国内唱京戏，台上都装扩音器。我听过几场，感到音量太大，音乐变成噪音。不知剧场的音响工作者是否都是打鼓佬出身，耳朵偏沉，为什么就不能把音量压低一点，使观众舒服一些呢？

    九

    沈玉斌先生的去世，是使我很痛心的。去年我去英法两国，在巴黎和伦敦逗留一个月，回来后积下一大堆信件，头一封是沈先生的，来信说病情严重，托我催办一下他的著作出版事宜。而第二封就是治丧委员会的讣告，通知我去和他的遗体告别。两封信只相差七天，我想沈先生给我的信可能是他一生中写的最后的一封信。

    沈先生出身于梨园世家，是“六场通堂”的名琴师，早年焦菊隐先生主持北京戏剧学校，就请他当教员，是该校最年轻的老师。著名的四块玉、吴素秋，全是他的学生。50年代焦菊隐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导演《虎符》，要在话剧中加中国打击乐器，又请沈先生做音乐顾问，负责设计全剧的打击乐。解放前沈先生曾长期被选为北平市梨园公会会长，建国后他奔走联络，建立了第一个私立戏校“艺培戏曲学校”。“艺培”改为市立北京戏校后，又任副校长。1957年被错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中断了在学校的领导工作。我弟弟是“艺培”的学生，我正正经经应称呼他先生，可是后来命运相同，在陶然亭结为忘年交，就“亦师亦友”相处了多年。他的父亲沈福山，是著名花脸演员，会的戏多，功夫扎实，但嗓子后来变坏，改做后台管事。这位老先生有个脾气，终生不肯收徒弟。不收徒弟不等于不教戏，他在“双庆班”管事时，侯喜瑞在这搭班，扮上戏以后，有时间还向他讨教。当时双庆还有个花脸，叫蒋少奎，是侯喜瑞的内弟。蒋少奎唱压轴时常唱《贪欢报》，演的是水浒英雄张顺和安道全的故事。一般戏里张顺是武小生或武生，可在这出戏里却是花脸，勾白脸黑眼窝，所以是武二花应工，由蒋少奎唱。蒋少奎唱这出戏和当时的许多花脸一样，由安道全嫖妓演起。这样一来时间就不够长度，和大轴之间还要垫一个《定计化缘》过场戏。沈福山先生无意间就说了一句：“当初我们唱这出戏，前边有《张顺截江》，一出下来时问正好。”蒋少奎听了，第二天一早就去沈先生家，恰好沈老先生上街买菜去了。玉斌接待丁蒋少奎，问他有什么事。蒋说没事，就是来请个安。过了一会沈老先生回来了，蒋少奎一见就行礼。沈老先生问：“您这是干什么？”蒋少奎就说：“求您收我做徒弟，教我这出《张顺截江》。”沈先生忙说：“收徒我不敢，说戏可以。”说着随手拿过一根鸡毛掸子当大刀，就给蒋少奎说了这出戏。教完戏沈先生说：“告诉你吧，连你姐夫侯喜瑞也不会这出戏，便宜你了。”此后几十年，果然只有蒋少奎唱《贪欢报》带《张顺截江》，但很少人知道是沈福山教的。

    蒋少奎扮相、嗓子都像沈福山先生，常年在济南唱戏。所以那时一些演员去济南走码头，常常不带武花脸，人们说蒋少奎在那儿了，不用再约武二花。

    十

    沈玉斌正式搭班操琴也是在“双庆班”。大概民国六年前后，俞振庭组的这个班子。老生余叔岩、张鸣才，花旦是小翠花，武旦是九阵风，花脸是侯喜瑞。所以直到晚年每唱《战宛城》，于连泉必和侯喜瑞搭档，就有这个历史缘由。沈玉斌原来跟班效力，有天给压轴拉琴的琴师临时未到，管事让他顶了上去，从此正式拿戏份，每天四吊钱。而这时侯喜瑞已是每天八块大洋的角儿了。沈先生从底层干起，就比较能体谅班底和场面上的苦处，后来他任梨园公会会长，办了几件为贫苦同业谋福利的事，受到一些同业的拥护，也遭到一些人的反对。我问过这些事的经过。他叹口气说，在那时候办事真难。举个例子，当时梨园界的人仍多数住在前门外虎坊桥一带，有些戏院则设在城里，比如“吉祥”就在“东安市场”。从天桥、虎坊桥到东安市场坐电车只花3个铜板，可许多班底连这3个铜板都拿不起，每天走去走回，来回30多里路，挣的钱只够买2斤玉米面。碰上下雨天就糟了。名角一看天下雨，上座不高，打个电话去把戏回了。下边的人不知道，也没电话，几十里地冒雨走去，看见个回戏的牌，再冒雨走回来，这一天就要“扛刀”(挨饿的意思)。我说戏是凭名角的牌子卖钱的，你拿八千，拿一万，这都应该，可同业们来回走路至少该买双鞋吧，给他涨点钱也穷不了名角啊。班底们要求加钱，沈先生以会长身份表示支持，并从中斡旋，有人就讥他为“共产党”。所以解放后他又被错划为右派，就怎么也想不通。

    建国后梨园公会改为“京剧联合工会”，沈先生是副会长之一。临近解放时，许多京剧界子女失学，他又倡议由艺人集资办一个私立的戏校。由于同行们支持，就在“梨园先贤祠”旧址上，办起了“艺培戏校”，由郝寿臣任校长，沈先生管业务教学。在政府接收改为市立北京戏校前，这个学校惨淡经营，培养了不少人材，张学津、孟俊泉、万一英、李玉芙、关静和，都是这个学校的学生。

    沈先生自学不倦，晚年已有很好的文学修养，致力于京剧音乐的著述工作。他写了一部《京剧群曲汇编》，极有学术价值。可惜由于种种出版技术上的原因，至今未能与读者见面。但热心的人还是多的，我提出朋友们掏钱为他自费出版，荀令文等几个朋友就都表示不管多少，他们也出一份资金。《北京图书信息报》青年编辑李布青、上海文艺出版社几位编辑知道后全都热心支持，说不必自费，出版社可以接受出版。京剧界的朋友闻讯也纷纷来信预订。我想也许出版有望了，但愿它早日问世。

    十一

    沈先生生前和去世后，为他出书的事奔走最热心的朋友应当首推荀令文。

    令文是慧先生生的二公子，和我相识也有几十年了。“艺培”一建校。他和他大哥令香就是学校的工作人员。令文多年担任班主任，我弟弟在戏校学习时，十分调皮捣蛋。校方为此找家长谈话，有两次就是令文和我谈的。但我们较密的过从则是在“*****”后期，陶然亭的把式场上。那时人们虽然强作欢笑，但总在眼底压着些苦色，尤其是文艺界的同人，除去在唱样板戏中捞到好处的浩亮之流，多半都神情有些压抑，唯独这个荀二公子，脸上从来不带愁苦相。挺高的个子，穿着件破旧的棉大衣，扣子掉了两个，两肘见了棉花，脚上一双“猫窝”棉鞋也是打过掌的，可脸上总是笑嘻嘻，很像庙里那尊布袋和尚。他不打拳，而是在陶然亭下那个小广场上绕着圈子跑步。跑步时双手插在大衣口袋里，一边跑一边吹呼(不是喊，而是吹呼)：“嗨，嗨，嗨！”全陶然亭的遛早客他没有不认识的。认识的他全打招呼，所以他这“嗨，嗨，嗨”，是连呼气带招呼两用；他也有不来的时候，他如果这天不来陶然亭，必定是到别处游玩去了。他买了张郊区通用月票，香山、卧佛寺、樱桃沟、西山八大处，想上哪儿登车就走，第二天见面他准带回一两件趣闻，逗大家哈哈大笑。这些趣闻他有的是亲眼所见，有的我怀疑是他编的。有次他去颐和园，回来说园内有的地方隔离开来另外卖票。有一处门口还有两个人站岗，完全清装打扮，马褂、箭衣、缨帽，腰上还挎了把腰刀，但两个人却是完全的现代青年，红线帽下边是长发。观众就在一边议论说：“这两个人不像。”两位站岗的听人议论难免有些不高兴，有一位就小声说：“像，像你爸爸！”于是，引起一番争执。我问他：“可是你亲眼所见？”他说：“当然亲眼所见，我只把情节组织了一下。”

    沈先生去世后，我为他的书得不到出版而不平，提出自费替他印。令文听到后，郑重写封信来说，他虽不富裕，印书他出一份钱。后来上海文艺出版社答应出这本书了，图书发行部门要征求一下订户。令文又到处写信，征到了不少订户。谁知出版社另有原因，又把出书的事推到不知多久的“以后”去，订户们收不到书，纷纷写信责问他，批评他，他又——写信去道歉，并劝我：“别生气，别得罪出版社，多说点好话，托托人早点印出来比什么都强，别的事我全兜着，你就管这一样好了！”

    令文做得一手好菜。每天早上去陶然亭，必带个手袋，回去路上寻找人口之物。他本是学唱老生的，后来又对京韵大鼓入迷，但始终没当正式演员。他哥哥令香倒是从父亲那里学了些荀派的拿手戏，现在专教荀派戏，而且专教30年前荀先生的戏，如《香罗帕》、《荀娘》。

    令文说：“我们大爷这手弄对了，红娘人人会唱，用不着咱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