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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群陌生人中间，我看到他了。他又高又大，脸上堆着密密的大颗麻子，使你不能辨清他的眉目和鼻；嘴是看得见的，大约是比较大的缘故。他坐在我对面的靠背椅子上，裸着上身，穿一条黄短裤，底下是裸着的粗黑的腿。他似乎是眯着，也许是瞪着那一双线似的小眼睛望我，所以我也就把他打量了一番。
原来我们还该睡在一间房子里。
我们没有说过话，只从他手上接过一支香烟；又是什么时候我也递了一支给他。
从他同别人说话的口音中，我听到道地的上海话，我懂得十之八九；另外有许多口语，简直是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
“他一定是沙眼。”当我用他的洗脸手巾的时候，我自然这末想，因为早上我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在那不大看得见眼睛的地方，浮着刺目的两团绿色的眼屎。我当然没有什么犹豫还是用那灰色的小毛巾洗脸，他一定有沙眼的，这观念便是这时产生的。
比起另外的两个人，他更不离开这房间。他似乎不会唱戏，也不会唱什么小调，所以总是静静躺着。有时我疑心他睡熟了，望望他，他却在看书呢。大半的时候他拿着那一本三十二开灰色书皮的书。我故意捉住一个机会到他床边看一看那书，因为我也希望有一本书来遣去这漫长的白天，原来是一本《三民主义问答》。我问他这是一本讲什么的书，他告诉我他一点也不晓得。他下意识地发出一个天真却又有点意味的笑。后来几天这书还是很少离开他的手。
常常吃着别人买来的瓜子或铁蚕豆，连别人买来补养身体的鱼肝油，他也毫不客气地帮着吃。我就做过两次小东，打了半斤酒，买了点烧鸭，他却是最客气的一个。就是平常吃饭，他也让着我，只要我一离桌子，那有点肉的菜，我看到连汁都倒在他碗里了。
大概领到薪水过后，常常看见他们买一点衬衫，胶皮鞋，袜子，甚至香烟盒，几种用场的小刀之类的奢侈品，而他还是什么都不买，穿着一件怪难看的白色西装坎肩，和一条卫生裤，走路的时候，用一把大蒲扇掩着前面，摆着八字走了出去，或走了进来。天稍稍有点热那件坎肩便收起。背上，手膀上也布满了许多大麻子。
后来我们不成天抽烟了。他拿来一副骨牌，我们玩抢开，接龙，扑乌龟，扑蝎子，他是这里面最能干的一个。他又拿了麻雀牌来，我们打两毛钱一茬，他也显得最有心计，常常提醒我、教我，现在我们混熟了。他时时逗大家笑，譬如打牌他发“九饼”的时候，就说：“陈伯祥来哉，”或是一抓到二索，他就挤着小眼问大家：“像吧，嘿！”他赢的时候多，居然拿赢的钱买一些酒菜，或者买几十个饺子请客。
有一天他收到一封家信，请我替他看看。我以为他骗我，我不信他不认识字，我不肯念给他听。他再三请我，我只好念了，又解释给他听，他非常快乐的样子，显得浓厚的趣味笑道：
“侬邪气好！”
接着他恭维我一阵，说能识字是几多几多好，他一定请我教他。可是后来他又说识字是一点用场没有的，只有手枪才真使他羡慕；于是他说了些一段段的故事。有一次，那是他在上海杨树浦的时候，他是一个汽车夫，替一个亲戚运了几支这个家伙，他悄悄拿了一支，在旷地上，朝一只狗射击，砰的一下，那狗就跳起来，汪汪的乱吠，叫得不知多响，它并没死，子弹只打进它屁股。他却真乐，直到现在说起，还不能不咧着嘴笑，而且连说着“勿骗侬，真惬意……”他又说，有两次，一些人抓他去开会，他几乎闷死，给了他两卷纸头，要他去发，他就通通给了烧饼摊。他说：“真正鸭屎臭，”他常常要加这末一句的：“啥人要看，看了有啥用场，弄得勿好，巡捕房里吃官司哉，打屁股，吃洋火煺，就算同侬客气，勿值得！有了手枪，管侬啥人，先下手为强，拼拼总勿冤枉。我最恨最恨的就是纸头，有本事写写，总归没有用场格！”
过了几天，他把别人买来的现成纸笔拿来请我写几个字教他，我就依他写了下面的几个字：“陈伯祥，本事巧，臭虫咬，睡得好。纸上两行字，三天认不了！”他每天把这几句话在口头上念，用笔点着念，他远不如一个小孩，我不知道他念了几天，总之，不特没有把字认进去，就从没有念顺口。他一念的时候，大家便笑他，他自己却从没有笑过，我疑心他就只想逗大家笑笑。
有一天，他要上街了，我当然不会知道是什么事。他穿得十分整齐，条子纺绸的短褂和长裤，还有一双黑皮鞋。稀稀垂在低额上的几根黄发，用了一点油梳上去了，摇摆着走出去，神气地向我说：“晏歇会！”颇有一点大亨的样子。“大亨”两个字是他告诉我的，他常常故意同我说：“侬嘛，是大亨，阿拉是瘪三。”
回来的时候，他带回一把檀香木折扇，这扇子同他的衣服很配衬，所以我说很好。他快乐极了，一定要我在那白纸上写点东西，后来我在那上面写了一个骂人的，大约是骂做官的故事，故事幽默，他很满意的样子，题款是“伯祥大先生嘱书”。
他不只这一套漂亮衣，他还有几身。可是他在家的时候，连短黄裤都舍不得穿，他说要是在上海他老早就穿起上大世界去白相，他打野鸡就从来不吃亏，漂亮，架子，老门槛。我相信他并不全是吹牛。
日子太长了，大家像住在荒岛上似的，一天到晚不离那间大厅，全无事做，我成天逗他们说一些他们自己的故事。这些故事都很动人，不知给了我多少知识。他们都是饱有经验，从生下地就不断在生活里翻滚，过了许多奇怪的日子。陈伯祥也说了许多他在“一二八”运子弹的经过，他描绘了战争时的情景，他说得最好的还是他趁机会怎么设法骗了这辆车去做运子弹生意的事，他在这种工作里每天可以拿四元钱，当然仍旧能够偷到汽油。别人的故事比他更多波澜，但谁也没有他说得坦白，他说起一些社会上所认为不道德的事，我始终疑心他太夸张，也不明白他的用意。
后来我们绣花了，他竟耐心连绣了两个下午。我知道他也是太无聊的缘故。
无聊常使这几个粗壮男人为一点点小事生气吵架，有时几乎动手。但这里面有一个，从不同人冲突，也不劝架，这便是他，他是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不发表一点意见的。不过有一次不知为什么，把一群人都叫到后边去，说是同街上人打架。回来时，他述说他英勇的战迹，那种得意，我当时有点难以了解。他身上挨了一拳，用酒揉了半天。
后来，有几个人跟我读书，有一个读中文写字，有一个欢喜读小说，天天都要问许多他不懂的字。他们还买了一本《法网》，我念给他们听，他们替我改句子，使句子更容易懂些。这时只有他，他无论如何不能跟着念下去，有时也自嘲似地又翻出我早些日子写的那张字条来念念，于是他笑了。别人已不再笑这桩事，他就买了一个苍蝇拍，成天拍苍蝇，把死苍蝇放在院子里地上，让成群的蚂蚁来抬，黄蚂蚁和黑蚂蚁打架，他似乎看得很有趣，不大疲倦。
他常常替我着急，问我住得来住不来，同我讲上海，又同我讲南京的山，说他这是第一次看见山，他向来不知道山是个什么样子。我知道他是在着急他自己，他一身的精力，就全消耗在这一间房子，同我讲闲话，我倒有点替他苦。幸好有一天他被叫走了。他穿得很漂亮离开的。过几天或七八天，他仍旧来一趟，我看他很得意，来的时候总还要买点东西给我们吃，同我们瞎谈一阵，慢慢就又谈到女人身上来了。最后他还同我商量讨两个老婆好不好。因为他有一个未婚妻在杨树浦纱厂，是他第一个老婆跑了之后订下的。
我离开那里的一个早晨，他凑巧也来那里。天蒙蒙亮，他穿的驼绒袍子，这使他显得像“大亨”，他远远站着，我知道他在眯着，也许是瞪着小眼睛在望我。我们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互递一支香烟，因为我对这事早已停止学习了。
这人的轮廓在我脑子中保持很清楚，自然仍是不能立体的素描下来。但总算结束了！
一九三六年五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