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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青铜器时代，它的下界是很明了的，便是在周秦之际。由秦以后便转入铁器时代。兵器的用材，在这儿是最好的标准。存世古兵器如戈矛剑戟之类，凡是秦以前的都是铜制，铁制者未见，而秦以后的铜制兵器也完全绝迹了。古时候的人也有见到这个现象的，如江淹的《铜剑赞序》有云：
古者以铜为兵。春秋迄于战国，战国迄于秦时，攻争纷乱，兵革互兴，铜既不克给，故以铁足之。铸铜既难，求铁甚易，故铜兵转少，铁兵转多。二汉之世，逾见其微。
把铜铁的转换归之于使用的频繁，以致材料的缺乏，这表示着古人的知识不够。事实上是铁的效用比铜更大，故有铁的冶铸的发明和进步，便把铜的主要地位夺取了。这也不是一朝一夕便转换到的。铁的开始使用应该比周秦之际还要早。宇宙中除在殒石里面多少含有天然铁之外，所有的铁都是和别的原素化合着而形成为矿物的，由铁矿中把铁提炼出来的发明，不知道是在中国的什么时候。文献上可考见的，大抵在春秋初年已经就有铁的使用了。《管子·海王篇》上已经有所谓铁官。
今铁官之数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行服连轺輂者必有一斤一锯一锥一凿。
看这样子，铁已经在作为手工业器具的原料而使用着了。《管子》本来并不是管仲作的书，并且也并不是春秋时代的著作。但这项资料即使是战国时代的情形，为时也相差不远。《国语·齐语》上也有管仲的话这样说着：
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锄夷斤樨，试诸壤土。
这美金和恶金的区别，和前项的资料参照起来，可知也就是青铜和生铁的区别了。当铁的冶金初被发明的时候，应该只能有生铁的使用，只能用来铸造一些简单的手工用具，待到后来炼钢术发明了，然后才能用来造积极的兵器。钢的发明大约在战国末年，因为那时的楚国已经在用铁的兵器了。《荀子·议兵篇》，云楚人“宛钜铁，惨如蜂虿”。（《史记·礼书》引作“宛之钜铁，施钻如蜂虿”。伪撰《商君书》者在《弱民篇》中窃用此文为“宛钜铁，利若蜂虿”。）又《史记·范雎传》载秦昭王语：“吾闻楚之铁剑利而倡优拙，夫铁剑利则士勇，倡优拙则思虑远。”据这些资料，可以知道铁的冶铸在战国末年已经达到高度的水准了。以前曾经有人论到过，秦始皇二十六年混一六国之后，曾“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铸锯，以为金人十二”，是因铁的新兵器已经出现，故销融废铜以铸铜像。这里有划时代的意义，并不是秦人统一了天下，从此放牛归马，不再用兵，而是铜兵已经把地位让给铁兵去了。这是很有趣味的一件揭发，但由我们最近的研究，已经知道销兵铸器并不始于秦始皇，而实始于楚。
是一九三三年的事。那年夏间，安徽的寿县东乡朱家集的李三孤堆，因为淮水泛滥，发现了很多古器。其中有好些器皿刻着两位楚王的名字，一位是熊肯，一位是熊。寿县是古时的寿春，是楚国最后的都城，是楚襄王的儿子考烈王于其二十二年由陈城徙都的。因此，在我认为熊肯即考烈王熊完，熊即幽王熊悍。后者是大家所同意的，前者还有异说。现在我只想举出两个熊的器皿。
一个是鼎，器盖都有铭，器铭为：“楚王熊战隻（获）兵铜，正月吉日，作铸乔鼎，以共胾常（蒸尝）。”（盖文乔鼎下多“之盖”二字。）还有一个是盘，铭文与鼎全同，只“乔鼎”二字作“少（炒）盘”而已。幽王在位仅十年，据《史记·楚世家》，只于其三年载“秦、魏伐楚”一事，《六国年表》于秦、魏栏内亦同载其事。秦言“发四郡兵助魏击楚”，魏言“秦助我击楚”，均未言胜负。除此之外，幽王在位年间无战事的记载。大率幽王“战获兵铜”之事，就是在这“秦、魏伐楚”的一役，而楚国是得到胜利的。幽王得到兵铜，不把来作为兵器或铸铜兵之用，而把它来铸鼎盘彝器之类，可见销兵铸器实始于楚幽王，而楚在当时已确实不仰仗铜兵了。
就这样，中国青铜器时代的下界是很明了的，绝对的年代是在周、秦之际。假使要说得广泛一些，那么春秋、战国年间都可以说是过渡时代。
但是上界却是很渺茫的。中国究竟是在什么时候由石器时代递禅到青铜器，在今天谁也无法回答。我们在今天所有的知识，只是知道，殷代已经是青铜器时代了。
青铜器的有组织的研究始于北宋末年，到今天算已有一千年的历史。由北宋以来所有业经著录的铜器已有七八千件，就有铭文记载的加以研究，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周器，但亦有少数可以断定为殷器的。例如有名的《戊辰彝》，铭文里面记着“在十月，隹王廿祀日，遘于妣戊，武乙爽”，是说祭武乙之配妣戊。古人称祖母为妣，武乙之配必帝乙、帝辛两代始能称妣。故《戊辰彝》如非帝乙二十年之器，即帝辛二十年之器。象这样由铭文确实可以定为殷器的，大抵有一打左右。故殷代毫无疑问已入青铜器时代。这个断案，由殷虚的发掘更得到了地下的实证。殷虚中发现有若干青铜器和不少的钢模、冶铜工具及铜矿的残存，在今天，谁也不会怀疑，殷、周两代是共同包含在青铜器时代里面的。
但值得奇异的是，现存殷彝及殷虚出土的铜器，由其花纹形式及品质而言，冶铸的技术已极端高度化，而可以证明为殷以前的作为前驱时代的器皿却一个也不曾发现。宋人书中有所谓“夏器”，今已证明有的是伪器，有的只是春秋末年的越器。殷以前之物应该有而却未能发见或证明，实在是古代研究上的一个重大的悬案。在这儿可能有两种推测：一种是还埋藏在黄河流域的土里未被发现，另一种是青铜或铜的冶铸技术系由别的区域输入黄河流域的，而原产地尚未发现。在我认为第二种的推测可能性更大。青铜器出土地自来偏在于黄河流域，由南方出土者甚少，如黄河流域为原产地，不应于将近万件的遗器中竟无一件足以证明为前驱时代之物。而中国南方，江淮流域下游，在古时是认为青铜的名产地。《考工记》云“吴、越之金锡”，李斯《谏逐客书》云“江南之金锡”，都是证据。金锡的合金即是青铜。在春秋、战国时江南吴、越既为青铜名产地，则其冶铸之术必渊源甚古。殷代末年与江淮流域的东南夷时常发生战事，或者即在当时将冶铸技术输入了北方。当时北方陶器已很进步，殷虚所出的白陶，其花纹形制与青铜器无甚悬异，以青铜而代陶土，故能一跃而有高级的青铜器产出。我这自然只是一种推测，要待将来的地下发掘来证明。将来有组织的科学发掘普遍而彻底地进行时，青铜器时代的上界必然有被阐明的一天的。
殷代铜器传世不多，且容易识别，在铜器本身及作为史料的研究上没有多么大的难题。而在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周代铜器，虽然容易认为周代之物，但周代年限太长，前后绵亘八百年，在这儿仅仅以“周器”统括之，实在是一个莫大的浑沌。因而周器的断代研究便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时代性没有分划清白，铜器本身的进展无从探索，更进一步的作为史料的利用尤其是不可能。就这样，器物愈多便愈感觉着浑沌，而除作为古玩之外，无益于历史科学的研讨，也愈感觉着可惜。
以前的学者也每每注意到时代的考定上来，但方法不甚缜密，所考定出的年代相差甚远。例如有名的《毛公鼎》，就仅因为作器者为毛公，遂被认为文王的儿子毛叔，于是便被定为周初之器。其实这器铭的文体和《尚书·文侯之命》相近，决不会是周初的东西。经我考定，它是宣王时代的作品。这一相差也就有三百年左右。彝铭中多年月日的记载，学者们又爱用后来的历法所制定的长历以事套合，那等于是用着另一种尺度任意地作机械的剪裁。在二三十年以前的旧人仅仅就一两例以作尝试，其结果倒也无足重轻，近一二十年来的新人们更扩大规模作整套的安排，大表长编，相沿成为风习。作俑者自信甚强，门外者徒惊其浩瀚，其实那完全是徒劳之举。周室帝王在位年代每无定说，当时所用历法至今尚待考明，断无理由可以随意套合的。
例如有一位恭王，他的在位年代便有四种说法。有二十年说（《太平御览》八十五引《帝王世纪》），有十年说（《通鉴外纪》），有二十五年说（《通鉴外纪》引皇甫谧说），更有十二年说（邵康节《皇极经世》中所推算）。后世史家多根据十二年说，故做“金文历朔长表”的人也多按照着这个年代来安排。但存世有《趞曹鼎》二具，其一云：“隹十又五年五月既生霸壬午，龚王在周新宫，王射于射庐。”这分明是龚王在世时之器。龚王即恭王，金文中凡恭敬字都作龚。龚也不是谥号。古时并无谥法，凡文、武、成、康、昭、穆、恭、懿等均是生号而非死谥。这件史实由王国维揭发之于前，由我补证之于后，在目前已经成为定论了。死谥之兴大率在战国中叶以后。就这样，我们知道周恭王在位十五年都还存在，虽然二十五年说与二十年说还不知道孰是孰非，而十二年说与十年说却是铁定的错误了。据十二年说以安排的历朔表，岂不是一座蜃气楼吗？
象这样的年代考定实在比原来没有经过考定的更加浑沌。没有经过考定，我们仅是不知道年代而已，而经过所谓考定，我们所得到的是错误的年代。故尔用错误的方法从事考定，愈考定，愈增加问题的浑沌。
这个浑沌，由我所采取的方法，似乎已经渐被凿破了。我是先选定了彝铭中已经自行把年代表明了的作为标准器或联络站，其次就这些彝铭里面的人名事迹以为线索，再参证以文辞的体裁，文字的风格和器物本身的花纹形制，由已知年的标准器便把许多未知年的贯串了起来。其有年月日规定的，就限定范围内的历朔考究其合与不合，把这作为副次的消极条件。我用这个方法编出了我的《两周金文辞大系》一书，在西周我得到了一百六十二器，在东周我得到了一百六十一器，合共三百二十三器。为数看来很象有限，但这些器皿多是四五十字以上的长文，有的更长到四五百字，毫不夸张地是为《周书》或《国语》增加了三百二十三篇真正的逸文。这在作为史料研究上是有很大的价值的。即使没有选入《大系》中的器皿，我们拿着也可以有把握判定它的相对的年代了。因为我们可以按照它的花纹形制乃至有铭时的文体字体，和我们所已经知道的标准器相比较，凡是相近似的，年代便相差不远。这些是很可靠的尺度，我们是可以安心利用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体，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字体，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器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花纹，这些东西差不多是十年一小变，三十年一大变的。譬如拿瓷器来讲，宋瓷和明瓷不同，明瓷和清瓷不同，而清器中有康熙瓷、雍正瓷、乾隆瓷等，花纹、形态、体质、色泽等都有不同。外行虽不能辨别，而内行则有法以御之，触目便见分晓。周代的彝器，我自信是找到了它的历史的串绳了。
大体上说来，殷、周的青铜器可以分为四个时期，无论花纹、形制、文体、字体，差不多都保持着同一的步骤。
第一，鼎盛期：从年代上说来，这一期当于殷代及周室文、武、成、康、昭、穆诸世。在这一期中的器物最为高古，向来为古董家所重视。器制多凝重结实，绝无轻率的倾向，也无取巧的用意。花纹多全身施饰，否则纯素。花纹种类大率为夔龙、夔凤、饕餮、象纹、雷纹等奇怪图案，未脱原始的风味，颇有近于未开化民族的图腾画。文体字体也均端严而不苟且。
第二，颓败期：这一期大率起自恭、懿、孝、夷诸世以迄于春秋中叶。一切器物普遍地呈出颓废的倾向。器制简陋轻率，花纹多粗枝大叶的几何图案，异常潦草。前期之饕餮、雷纹等绝迹，而夔龙、夔凤每变形为横写之S字形。铭文的文体及字体也均异常草率，如欲求草篆可于此期中得之。文字每多夺落重复。古者同时造作各种器皿，每每同铭，比较以观，故能知其夺落重复。但这一期的铭文，平均字数较前一期为多，而花纹逐渐脱掉了原始风味，于此亦表示着时代的进展。
第三，中兴期：自春秋中叶至战国末年。一切器物呈出精巧的气象，第一期的原始风味全失，第二期的颓废倾向也被纠正了。器制轻便适用而多样化，质薄，形巧。花纹多全身施饰，主要为精细之几何图案，每以现实性的动物为附饰物，一见即觉其灵巧。铭文文体多韵文，在前二期均施于隐蔽处者（如在鼎簋之腹，或爵斝之鋬阴），今则每施于器表之显著地位，因而铭文及其字体遂成为器物之装饰成分而富有艺术意味。铭文的排列必求其对称，字数多少与其安排，具见匠心。字体的演变尤为显著，在这一期中有美术字体出现，字之笔画极意求其美化，或故作波磔，或多加点饰。甚至有“鸟篆”出现，使字画多变为鸟形，其有无法演变者则格外加上鸟形为装饰。这种风气以南方的器皿为尤甚。
第四，衰落期：自战国末叶以后，因青铜器时代将告递禅，一切器物复归于简陋，但与第二期不同处是在更加轻便朴素。花纹几至全废。铭文多刻入，与前三期之出于铸入者不同。文体字体均简陋不堪，大率只记载斤两容量，或工人自勒其名而已。
这样的分期的说明，自然是只能得到一个梗概。假使要详细地追踪，从这儿是可以发展出无数的研究出来的。例如以文字言，某一字在何时始出现，或某一字在何时却废弃了，一字的字形演变在这四期中经过如何的过程，一字的社会背景和涵义的演变，如向这一方面去追求，不用说便可以丰富文字学或“小学”的内容。又例如就花纹去研究，某一种花纹在何时始出现，某一种花纹在何时废弃了，一种花纹的形式演变经过了怎样的过程，花纹的社会背景和寓意，都同样可以追求，在这一方面便可以丰富美术史的内容。又例如器制，也是同样。有的器皿如爵斝等饮器仅在第一期中有之，以后便绝迹。有的器皿在第三期时始出现，如簠鬲之类，到第四期又见隐匿了。这里可见当时社会的风尚，殷人好饮酒，故酒器多。簠鬲之类，殷虚中已有陶制器发现，簠以盛稻粱，鬲以供烹煮，以陶竹制之即可适用，制之以铜，仅示奢侈，故仅如昙花一现而已。再如鼎类，则可以自始至终清理出它的全部发展史。我且把这一项为例，略加叙述。
鼎是由陶鬲演变出来的。普通的鼎系圆形三足，方形而四足者在第一期中偶见之，乃是变例，可以除外。鬲之三足乃空足，其起源大率由三个尖脚陶瓶（如酉字在甲骨文中即为尖脚瓶之形，与希腊之ampho
a相类）在窯中拼合而成。鼎为鬲之变，虽已变为三实足，而初期之鼎，其鼎身仍略如三股所合成，一足分配一股，有类于穿马裤的骑士之腿。初期之鼎除此特征而外，体深，口小而下部略鼓出，质重，脚高，而呈直圆柱形，上略粗，下略细。这样的形式到了第二期便完全变了，三股之势全失，体浅而坦（不及半球），质菲薄，脚矮而曲，呈马蹄形，匾而不平，外凸内凹。再到第三期，则体复深而宏（超过半球），平盖，颇多新鲜之花样（如有流有柄之类），脚高无定形。到了四期以后，则如常见之汉鼎，复矮塌而不成名器，拱盖素身，有纹饰时仅几道圈线而已。
问题还当更进一步追求，在青铜器时代中，何以在器物上会显出这样的波动？
这答案，毫无疑问应该求之于社会的生产方式。
在殷末周初时代是中国奴隶制生产最盛的时候。那时候有所谓百工，也就是把手工制造划为若干部门，驱使无数的工人奴隶以从事生产，而有工官管理之。这些工官和工奴不用说都是官家蓄养的，就到了春秋齐桓、晋文时代，这制度都还没有十分变革。《国语》告诉我们，齐桓公时，管仲的政策之一是“处工就官府”；晋文公时，晋国还是“工贾食官”。就在鲁成公二年的时候，我们在《左传》上还可以看到，鲁国的木工、绣工、织工、缝工都还是没有人身自由的奴隶。当年楚国侵鲁，鲁国“赂之以执斲，执鍼，织纴皆百人”以求和，这分明表示着人工直同牛马鸡豚。但这样的情形，自春秋中叶以后便逐渐地改革了，工贾逐渐成为了行帮的组织，脱离了官府的豢养而独立。这便成为后来一直到今天为止的生产方式。
明白了这部社会生产进展的过程，便可以了解，青铜器上无论形式、花纹、文体、字体等所显示出的波动。
殷末周初是奴隶生产鼎盛的时期，故青铜器的制造，来得特别庄严典重。但奴隶制自恭、懿以后便渐渐发生了毛病，一些管理工奴的工官偷工减料以敷衍上方，而把工奴的剩余劳动榨取了来，作低级物品的生产，以换取当时新起的地主阶层（本来的农官）的米谷，于是二者之间便大做其生意。所谓“如贾三倍，君子是识”，所说的便是这回事。献给上层的器皿，既是奉行故事、偷工减料的东西，故在这种器皿上所表示着的便是堕落的痕迹。这便是第二期的颓废之所以然的实际。
工官榨取工奴的剩余劳动以事生产，农官榨取耕奴的剩余劳动以事垦辟，在社会史上是平行发展的现象。工官农官逐渐富庶了，成为工头与地主，无须乎再做低级的官，也就尽足以成为“素封之家”了。逐渐更加富庶上去，竟闹到“贵敌王侯，富埒天子”的地步。春秋中叶以后，高级的生产不再操纵在官府的手里，而是操纵在富商大贾的手里了。王侯的用品一样是商品，商品便有竞争，不能再是偷工减料的制作所能争取买主的，故在青铜器上来了一个第三的中兴期，一切都精巧玲珑，标新立异。这正是春秋末年和战国时代的情形。那时候的商业是很繁盛的，中国的真正货币的出现，以至其花样之多，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货币多即表示商务盛，花样多即表示货币之兴未久。当时的货币形式有出人想象之外的。周、秦的寰法，圆廓方孔，为后人所沿用，这自然不足稀奇。但除此之外有三晋的耕具形，所谓方足布、尖足布之类。有燕、齐的刀形，即所谓刀币。有楚国的豆腐乾形，一小方铭为“一两”，四两见方即十六小方为一斤。钱也是青铜器的一种，钱的大量和多样的出现，也可以说是青铜器第三期的特征。
但自战国末年以后，青铜器时代整个递禅了，所有各项技巧已经转移到别的工艺品上去了。自然，这儿也有些例外。例如以铜为鉴，是战国末年才行开的。原初的鉴就是“监”，只是水盆。象一个人俯临水盆睁着眼睛（臣字即眼之象形文，即古睁字）看水。在春秋末年有青铜的水监出现，传世“吴王夫差之御监”便是盛水鉴容的镜子。后来不用水而直接用铜，在我看来，就是水监的平面化。大凡铜镜，在背面不必要的地方却施以全面的花纹，这是因为盛水之监的花纹本是表露在外面的，平面化了便转而为背面。积习难除，故于背面亦全施花纹。假使限于铜鉴来说，那是只有第四期才有，而且花纹是十分精巧的。不过这是例外，青铜已经不再是一切器用的主角了。
关于青铜器时代的研究，我所得到的成绩，大体就是这样。这在我认为是相当重要的一件事。因为要把这许许多多的古器的年代定妥了，然后那器物本身和它的铭文才能作为我们研究古史的有科学性的资料。时代不分，一团浑沌，除作为古董玩器之外，是没有方法利用的。当然，中国的考古学上的地下发掘甚少，我所得到的一些断案，有的也还需要将来更多的资料来证明。但我相信，我所得到的成绩，有的也很可以作为日后发掘的参考。文献学的研究，应该也要借鉴于这儿，不在第一步上把时代性弄清楚，那是不能开步走的。
一九四五年二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