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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有诸多乐趣，考了个好学校，分配了个好工作，发了笔小财，找了个好对象等等都是。在人生的诸多乐趣中，朋友相聚算得上是最重要的一个了，特别人到中年的时候，又是在文学界。
整个八十年代，文学界的活动比较多，你稍微有点知名度，就能参加些笔会了、座谈会了、改稿会了什么的，文友之间虽不在一地，却常能见面。见了面当然就要喝小酒，逛好玩儿的地方，啦知心的呱。哎，那感觉还不错，你觉得这作家还不臭，文学还不疲软。
进入九十年代就不行了。由于经费等等的限制，文学上的活动少得可怜了，作家们互相很难见面了。同在一城，甚至一两年见不了一面，所谓“同行不见面，同城不见面”。偶尔在别的什么场合见一面，也来不及说说话，匆匆交换一个电话号码又分手。前不久《山东党史》编辑部开了个座谈会，几位作家应邀聚了那么一下，著名作家李心田老师就说，咱们成立个作家俱乐部吧，也不要你拿钱，喝茶吃饭咱们自己掏，只是创造一个见面的机会就行。我们几个年轻些的同志就很有感慨。
写作是个体劳动，但不像卖烧鸡摆地摊儿之类的个体户，他们虽然也是个体劳动，可干活的时候能一家人一起动手，也可以雇人来帮忙，作家就不行了，那是真正的个体，是自己劳动，还“见不得人”，那就格外寂寞和孤独。孤独得久了，会心力交瘁的，你渴望跟朋友交流那么一下，甚至只是见见面，说说话。
那天见面的还有苗得雨等几位我们很敬重的一些老作家，他跟心田老师都是极褒掖后进的，经常背后说青年作家的好话。有时隔好长一段时间拐好几个弯儿你才听说，往往心里就热乎乎的。你创作上有什么缺憾，他们当然也会给你指出来，像心田老师多年前在一次笔会上就跟我说，嗯，你那篇××写得不好，幽默得有点过。你就不能不重视。我一篇很小的东西里面有一处说得不准确，就是那个打冬宫的问题不是《列宁在一九一八》，应是《列宁在十月》，苗得雨老师竟专门写了首诗给我纠正，我真是很感动，要是经常有机会见面呢？何至于这么麻烦？
写东西的人一般都很孤独，你还不能跟老婆孩子一起交流，而只能跟朋友倾诉你的苦恼、难题、思考乃至欢乐。他不一定给你具体解决得了，但起码会给你些抚慰，另外你在诉说的过程中说不定自己就想出好点子来了。文学需要氛围，创作需要交流。
这回我是下决心落实一下心田老师的建议了，不一定叫作家俱乐部，但我会找个坑人不怎么厉害的小酒馆或小饭店，给穷作家朋友们创造个隔三差五地见面的机会的。不是自己掏钱吗？也可以轮流做东的，望有兴趣承办此事的饭店或酒馆与我联系（由《齐鲁晚报》副刊部代转），“吾将上下而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