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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九四三年春节，组织上叫青原和他的本家叔叔带着几口猪，几十只鸡和白菜粉条，到“友军”防地去慰问。
这一带地方因为穷，向来出三种人：土匪、大兵和难民。许多人从家乡逃难到关外，找不到别的营生做就给军阀当兵。当了些年兵没熬上去，可学会了使枪弄刀，又联络了些当兵的朋友，一旦被另一个军阀打垮，他们就拉上山当匪，这些人回到了家乡，还断不了秋收之后临时拉个杆，到胶东等地富裕县份抢他两起，回家过个肥年。等一开春，把枪拿油布包好往房后一埋，驾起牲口还种他的麦子。“七七事变”一打响，国民党中央军跑了，日本兵未到，就象下过雨后的狗尿苔，忽拉一片那邻近几县就拉起了几十个“团儿”。十来个人七八条枪也称“团儿”，头儿自封为“司令”。什么“黑半天”，“三江好”，“胖罗汉”闹闹哄哄，乌烟瘴气。“杀富济贫”“抗日保民”“替天行道”“守土卫家”什么旗也扛。实际上杀人越货的也有，包娼包赌的也有，坐地收税的也有。他们之间也三天两头闹磨擦搞吞并。后来日本军队来了。打垮一批，投降一批，往南跑了一批。再后来八路军开到了。消灭一批，收编一批，最后就剩下了“八大王”一支。
八大王姓卞，叫卞远程。是P县城北人。家里原先是个中等户。所以他上过几年完小。他母亲死的早，后娘是个落道帮子，跟本村一个贩牛的明来暗去。卞远程在城里住校上学的时候，他爹得了病。后娘跟牛贩子商量着趁势往他爹碗里下了包红矾，把老头结果了。本族的人到城里给卞远程送信，让他回家奔丧。他没回家，一跺脚下关东当了张大帅的护兵。张宗昌坐济南那年他回来了。这时，后娘已经带着家产正式嫁给了牛贩子。他找个小店先住了下来。半夜摸回村里，跳墙进了牛贩子家。一句话不说，掏出匣子枪见喘气的就打，一口气打死牛贩全家大小五口，然后放火把房点着，从此远走高飞。“七七事变”后他不知从哪儿奔了回来，拉起一个团。称作“卞一军”。
这“卞一军”打着“守土安民”的旗号，在P县城西扎下营盘。经过几起几落，到一九四三年竟扩大到有三百多支枪。卞远程能在这乱世纷争的局面中撑住局面，自有他一套作法。头一条是他确实抗日。日本军队当真派来征剿，他化整为零往四周跑，日本军队拉出大队去东乡扫荡打八路军，他又集中起来攻城边的据点，烧车站的仓库。伪军里有的也想抗日，可是受不了八路军那艰苦奋斗的穷生活。卞远程就拉拢、策反、吸收他们入股。其二是按他的“政策”安民。他的“政策”是兔子不吃窝边草。每年到胶东、河北抢他两场，绑几个大票来筹军饷。而在他所盘踞的家乡，除去收粮收草、勒财主们脖子要“抗日款”，收过路客商的“买路费”，对贫苦小民倒能做到不偷不抢，公买公卖。自然这也是相对而言，和“八路军”有本质区别。第三是他也搞了个“统一战线”。中央军也好，八路军也好，只要不打他，他绝不挑衅。这些队伍若从他的地区附近经过，事先得有联络。一旦通了气，他在路边摆酒，摆肉，放成筐的鸡蛋、成袋的馍馍。甚至红信封里装上慰劳款奉交带队的官佐。但绝不准你跨入他的疆界。慰问品二百步之外配备一道散兵线，弓上弦，刀出鞘，机枪枪口瞄准了过路的客军。
他占的地盘不大，能量也小。日本人把主要精力用来对付八路军。中央军已撤到鲁中鲁西，对他只能羁縻不能强攻，而我们则对抗日力量实行统战政策，所以他有了生存空间。
一九四二年“五一大扫荡”，日本军队也派了一股去扫他。他来不及转移，只得在苇塘边上背水一战。伤亡很大。他自己也挂了彩。日本人看他剩的人枪不多，就停下火派人进去劝降，答应给他皇协军团长的职位。他把来人杀了，人头吊在马脖子上，往马屁股上浇了一瓶擦枪油，点着了火。那马一惊，从苇塘跑了出来。这一招自然使日本鬼子大惊失色，可也引得苇塘起火。正当他处于绝境，一股八路军武工队正从附近经过。了解到这情况，认为应当共同对敌。就从日本军队背后开起火来。并派人绕过火线，把八大王接应了出来，这武工队长就是宋贵斌。
八大王脱险后，又把队伍整顿起来。宋贵斌却在一次战斗中腿上负伤，被日军俘虏了去。日本人用了许多刑罚，宋贵斌都没草鸡。八路军想了多少办法都没能把他营救出来。就派人和八大王联系，问他有没有门路，八大王说：“知恩不报非君子！老宋的性命包在我身上。”他的办法也极简单。只不过趁伪县长去省城办事的时候，派了几个手脚利落的弟兄进城跳墙进到县长家里，用绑票的办法把伪县长的老太爷和大太太堵上嘴，绑上手，装在粮食口袋里用小车推出城来。过了两天，派人给伪县长送去一只戴金环的耳朵和戴玉石斑指的大拇手指。附带一封信：“七天内不放宋贵斌，就把你老小的人头送上。”伪县长用了什么办法不知道，反正到五天头上派人把宋贵斌送了出来。
因为有这点因缘，叫宋贵斌作代表。叫宋青原当临时勤务员，则是看他出生在天津卫，一直在那长到十二岁。经多见广，人又灵透，便于观察情况和应付复杂场面。
二
八大王防地和我们的游击区中间，隔着一片干旱的沙河。宋青原和他叔叔宋贵斌换了便衣，一个长袍毡帽，腰中扎个搭包，扮作买卖人，一个短打扮，头上戴块羊肚手巾，装成随行小伙计。带着四辆小车，几副挑担。半夜就出发，由一班战士护送。天亮来到沙河边上，大家停住了脚，就见河对面沙岗上有人按暗号摇晃白手巾。宋贵斌还了暗号，让战士们原地留下。把自己的手枪和青原带的两颗手榴弹也解下来交给班长。吆呼车担向对岸走，这时对岸也走过来几辆车，几副担。双方在河中间停下来，对方一个姓夏的副官就过来和宋贵斌对口令。那夏副官穿一身青布裤袄。斜背条二把盒子、挂着尺多长的红绸。对完口令，举手在呢礼帽上行个军礼。说：“贵军义重如山，司令竭诚欢迎，也叫我带来点压车的东西，让他换着装车吧。”于是两边推车的，挑担的各自卸下自己的东西装到对方车上、担上。八大王送来的是纸烟、洋酒和百多斤海盐——那时根据地遭封锁，盐是珍贵物儿。
两边礼物换完，宋贵斌吩咐挑夫小车回去。夏副官就牵过两匹马来，让宋贵斌和青原骑上，朝对岸去。刚上了沙岗、就见一队扛枪的人排列整齐，带队喊声“敬礼！”各自把枪举了起来，原来他们是按日本操典排练的。只可惜枪支牌号太杂，长短不齐。每个人的打扮又各不相同。有棉袄外边鼓囊囊套件纺绸长衫的，有马裤上边配了件大襟棉袄的。日本军装，团龙马褂。争奇斗胜。
副官喊了声：“出发！”
带队的敬个礼，发出口令：“向右转，开步走！”
那个穿大襟棉袄的人从怀里掏出个喇叭，穿日本军装的从树下搬起个大洋鼓挂在胸前，就吹打起来。
“嗒嗒嗒嘀，达达嗒嗒达……”
“咚咚咚！咚咚咚咚……”
吹打了里把路，就停了鼓乐。夏副官和宋贵斌并辔而行，说些闲话。一进村子就又吹打起来。引出一群群的老乡，紧靠着墙根。挤成一团，满脸惊奇的看这支队伍。他们既不象鬼子队伍进村，逃得连人影也不见；也不象根据地过队伍，人们亲热的挤到大队两边说说笑笑。他们既不靠近，也不躲开。说亲热不亲热，说惧怕也不惧怕。保持着冷淡的敬畏。队伍若歇下来，自有办公人送茶敬烟，老百姓也仍是远远的看着。
半晌午时分到了司令部驻地马圈子。
这马圈子本来只有一户地主宅门，十几家佃户居住，庄子不大。参谋长穿一身呢子军服，带了一排人列队欢迎，就从村口直排到了司令部门口。这一排人全是短打扮，短家伙。一色的黑洋布棉袄，呢子礼帽，从上半截看挺整齐。宋贵斌老远一看就下了马，和参谋长鞠躬寒暄。参谋长伸手让他前边走检阅队伍。他这才看见队伍的下半截。这下半截可就五光十色了。裤子有呢子马裤，甩腿夹裤，还有大缎子套裤。鞋有踢死牛洒鞋，日本马靴，尖头皮鞋和纳了云朵的老头乐。司令部门口两个哨兵，倒是整齐的灰布军装，打着绑腿。两支大盖枪，还上了刺刀。
院子分两层，外院只有三间南屋，沿墙放着两根扒了皮的大圆木。圆木上坐着五六个穿便衣背匣枪的跟班。一见参谋长陪宋贵斌进门，就虎地一下全站起来。有立正行礼的，有进去通报的。参谋长指指宋青原对那些人说：“这是友军的弟兄，你们好好招待。”话声一落，有个跟班的就拉着宋青原的手，把他让进南屋。
这时里院就传出了一叠连声的呼唤：
“司令出迎了，司令出迎八路军宋代表。”
招待宋青原的护兵和宋青原一起都回身往月亮门里看。从堂屋出来六七个人，为首的一位矮胖身材，貌不出众。戴一副玳瑁架水晶养目镜，留着一字胡。有五十岁上下年纪。上身穿出风的猞猁小皮袄。第二个纽襻上戴着金表链，下身穿深蓝湖绸丝棉裤，用一双一指宽的黑色菱角带扎着裤脚，脚下白袜子，黑大绒骆驼鞍棉鞋。若不是在腰间隐隐露出白朗宁手枪的皮套，看去完全是个“瑞蚨祥”的二掌柜。身后跟着的几个人，却都是长打扮。有外边套了马褂，有的套着坎肩、有敞着大襟纽襻、卷起袖口，故意露着出风的皮毛。
宋贵斌摘下帽，连着点了几下头。穿短打扮留一字胡的人双手把拳揖了一揖，马上抢几步走下台级，拉住宋贵斌的手说：“久违，久违。辛苦，辛苦。多谢八路军首长垂青。”一边又问参谋长：“随代表来的弟兄们呢？”参谋长说：“就一位亲随，让到副官处休息了。”一字胡马上说：“告诉下边好好招待，不要怠慢了客人。”
于是一簇人寒暄着进了堂屋。
这里青原就问招待他的护兵：“中间那位就是八大王？”
护兵说：“就是我们司令，你看和和气气的，一恼起来杀人不眨跟。那枪法简直是神了，抬手打飞鸟，说打头不碰尾巴。”
宋青原说：“这模样我看着好面熟。”
护兵说：“日本人到处画影图形悬赏他的脑袋，济南报纸上登过他的照片。”
宋青原说：“对了，我大概在报纸上见过。”
这时当官的都进了堂屋，外院的护兵们就挤到屋里来看这个八路军。
这三间南屋，沿北墙搭着两铺板炕。窗台上放着些手榴弹、子弹壳，靠南墙钉了二十来个木橛子。挂着步枪子弹带，只在迎门有个满是油垢的小桌，两条粗粗拉拉的长板凳。护兵们进来，见青原坐在板凳上，就都面对着他坐到炕沿上。有人向青原递烟，青原说：“谢谢，不会。”另一个就对那送烟的说：“人家八路有纪律，不抽烟不喝酒！”
敬烟的那个说：“当兵吃粮，就图个舒服痛快，烟酒都不动，活着还有个什么乐子呢？你们也不许玩娘儿们吧！”
另一个兵就说：“好容易来了个八路军的弟兄，咱打听点那边的正经事呢，你问许不许玩娘们！也不怕人家笑话！”
这几个当兵的，有三十多的，也有十几岁的。有浑身匪气的，也有还带着农民的朴实相的。大家问这问那，青原就借机宣传八路军的抗日主张，减租减息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有几个人听着不入耳，哼起淫荡的小调在一边擦枪。有的就抬屁股走了。那个敬烟的倒是兴致挺高，站在一边笑嘻嘻的听着，不时插上一句不着边的粗话，惹得大家一阵阵笑。忽然在门口站岗的一个兵闯进来了，大声骂道：“小六子，你娘拉个×的光在这儿卖嘴，换不换岗啦！我这腿赁给你了，总为你站着？”
小六子说：“你把下半截全赁给我还差不多！”
那站岗的放下枪就来抓小六子。眼看着要打起来，堂屋门口夏副官喊：“司令请八路军那位弟兄到上房来。”
这场火并暂时压下了。青原整理整理一下衣裳，大步走进了上房。
这上房是两明一暗的格局。里间门口挂着白门帘。外间新吊的顶棚，四壁一白落地。迎面墙上挂着幅中堂，画的是“秋郊牧马图”，两个穿古代衣服，头戴毡笠的人骑在两匹马上，赶着几匹马在山谷间闲荡。两边配着洒金地的对联，上联写“跃马横枪拒顽敌千里以外”，下联对“秉烛议阵操胜算帷幄之中”。题款是“远程卞司令雅嘱。春节冒舒文敬书”。沿墙有条案茶几。中间红漆圆桌上摆满酒菜，那群穿长袍的正陪着八大王宴请宋贵斌。
青原在门口站住，参谋长就站起来说：“弟兄，司令命令我敬你一杯酒。你一路辛苦了。”
青原看看宋贵斌，鞠了一躬说：“谢谢司令，可我不会喝酒。”
这时那留一字胡穿皮袄的八大王就大声说：
“我知道八路军的规矩，讲的是官兵平等。我这儿还没这个习惯，没来得及设你的座位。敬你一杯，表示尊重贵军的平等作风。小弟兄，赏个脸吧！”
宋贵斌说：“既这么着，青原同志少喝一点。祝咱们抗日军人精诚团结。”
“好！”八大王虎的站了起来说，“咱们大伙同饮。”
青原从参谋长手中接过杯子，轻轻抿了一口，辣得“哈”了一声，脸立刻红了。大伙都笑。八大王盯着青原看了半天，没有坐下。青原发现八大王注意看他，不由得也看了八大王一眼。八大王忽然离位说：“你姓宋吧？”
青原说：“是啊！我叫宋青原！”
“爷们！巧遇啊！”八大王离开桌子，摘下眼镜，走到青原面前，“你真不认识我？”
宋青原笑起来了：“怪不得我刚才远远一看就觉得面熟！原来是程伯伯！”
“摆椅子、摆椅子！”八大王一面吆呼传令兵，一边向桌上的人说，“这是我大侄子！在天津我们住过对门。他跟我那狗子同学，还是小朋友呢！”
夏副官抓住酒壶，挨次满上酒说：“再喝一杯，祝贺司令跟这位弟兄喜相逢！”
这时外院吵起来了。奶奶祖宗一通乱骂。八大王问道：“外边怎么回事？”
夏副官出去看看，回来报告：“有两个弟兄因为换岗不按时打起来了！”
八大王说：“押进来！”
宋贵斌和青原交换下眼色，都有点不安。外边响了一阵脚步声，又静了下来。八大王并不理睬。夏副官等着又喝过一轮酒，这才报告：
“把人押来了，等司令吩咐。”
“裤子扒了，预备军棍。”
外边又是一阵忙乱声。一会夏副官把一头方一头圆的军棍双手请过来了，八大王挽挽袖子，谦恭的对宋贵斌说：“家法不严，叫你们见笑。”就提着军棍出了屋门。那些陪坐的赶紧也随了出去。宋贵斌和青原也只好跟着走到门外。这时一个当兵正反坐在那个小六子背梁上，按住他的两手。八大王抡起军棍，狠狠的朝扒光了裤子的屁股上猛打。每打一下，那小六子都喊一声：“司令开恩，司令开恩。”
打了有二十几军棍，屁股红了，肿了，冒血丝了。陪同的人才纷纷讲情。
“司令，饶了他吧，大好的日子别让他搅了。”
宋贵斌跟上去说：“司令，看在我的面上饶了他吧！”
八大王停了手，面不改色的说：“谢谢宋代表。”
小六子说：“谢谢宋代表讲情。”
八大王说：“还有那一个呢？”
站岗的那兵早就吓的没了人色，扑通一声跪下就给八大王磕头。八大王说：“拉下去，冲这熊样儿，叫值星连长多打他几棍子。”说完带头回到屋里，洗洗手，接着喝酒。宋贵斌和青原早已没了吃喝的兴致，也只好勉强陪着。
吃过饭，夏副官把宋贵斌和青原送到客房去休息。
屋里剩下两个人时，宋贵斌才问青原：“你跟这个土匪司令怎么还有老交情呢？”
青原说：“交情不老，不过是三四年前的事。”
三
一九四〇年，宋青原家住在天津河北一条小胡同里。他爹失业后去营口码头上找工作，只有他妈带着他在天津。
青原家斜对门，住着一家姓程的邻居，男人在外地做买卖，家中也只有一个女人带个孩子。那孩子叫程冠东，和青原同岁。并且在一个小学校，一个年级同学。
青原的爸爸在营口当了脚行，每年只有辽河封冻后才回来，住不上一个月，还要回山东老家看望祖父。然后从青岛搭船回营口。冠东的爸爸却是开春后回来，中秋节前又走。所以两家尽管挺熟，可双方的男人却从未见过面。
青原的爸爸，是个目不识丁的卖力气的人。一回到天津，就扎在屋里不再出门。学校里开“家长会”、“联欢会”他总叫青原娘去，自己从不到场。青原拉他去，他总说：“爸爸这一年累的太过余，没解过乏来，让我歇歇吧。”其实他是觉着自己粗手笨脚，不会说话。又没象样的衣裳。怕在众人面前给儿子招来轻视。
程冠东的爸爸每次回来则天天早出晚归、东奔西忙，很少在家。但学校开“家长会”、“联欢会”却一定到场，他是个极守旧老实的人，嘴上留着一字胡，脸色总带着忠厚平和的笑意。夏天从来是灰布长衫，白袜布鞋，戴一顶纱帽翅儿（天津人管瓜皮帽叫帽翅儿），开“家长会”他从不发言，只是毕恭毕敬的听老师介绍情况。开“联欢会”他坐在后排，一心一意地充满喜悦地看孩子表演。而无论什么会到散场时他都要找到校长和老师，摘下帽翅来深深的鞠躬致谢，很腼腆的说：“我常年不在家，孩子又不懂事，叫先生们多操心了，多操心了。”大概由于对家长的印象好，程冠东学习成绩也比青原强。老师们很有点偏爱冠东。对青原不仅冷淡，而且还常因为他卫生不合格，学习成绩差，责罚他和挖苦他。青原因恼恨老师而波及同学，和冠东就常常口角。口角激烈了，两人就厮打。冠东虽比青原聪慧，可没青原壮实。有次打架被青原朝裆上踢了一脚，他疼得蹲在地上半天站不起来，只扶着墙干嚎。青原一看事不好，一溜烟跑回家再不敢出门。他母亲发现这孩子一反常态，吃过饭不溜出玩反而乖乖的帮着干这干那。干完活不用人催就铺开仿纸写大楷。就觉得有点不对。追问他说：“你今天怎么了？淘什么气了？”
“没有！”
“不对，你说实话。不说实话我查出来打烂你的屁股！”
“我……”
“跟人打架了？跟谁？”
“冠东，他先打我……”
青原母亲想起方才听到对门院里有哭声，马上变了颜色，立刻整理一下衣服上程家去，一进门就听见哎哎哟哟的叫痛。屋里围着三四个邻居。会接生的胡老娘正用黄表纸沾着烧着的白酒揉擦冠东的腿根。青原娘扒头一看，那孩子的阴囊已经肿得象个小茄子。急得连声说：“这是怎么说的？他婶啊，这是怎么说的？我那个畜生回来一句没讲，把孩子打成这样我都不知道！”
冠东娘眼睛早都哭成桃儿了。可还强笑着说：“他宋娘，小孩子就跟小狗小猫似的，今天恼了，明天好了，您认什么真哪！准是冠东惹了他了，不惹他，他能动手打吗，您别在意！”
冠东就在床上喊：“我没惹他！他看我功课比他好就眼红，总欺侮我……”
“别胡说，小心你爸爸回来揍你！”
可是邻居们数落一顿青原的不是。打了不要紧，不该连个信也不送，要不是胡姥姥在街上碰见，冠东不知要在那墙根蹲到何时。
青原娘连声道歉，回家去把青原拉来给冠东赔不是，又上街买了一大包吃食送来慰问冠东。拿出几元钱让冠东娘请先生抓药。冠东娘说什么也不收这钱。吃食也只收了一半，另一半叫拿回去给青原吃。青原娘见冠东家摆设、衣装都透着富裕，谅人家也不把这点花费看在眼里。就多说了几句赔情的话，满心歉疚的辞了出来。
四
这一年过了端午，青原爹就没打信来，而且除去节前收到一次钱，一两个月也没来钱。青原娘今天眼跳，明天耳鸣，越来越悬心。请了几个瞎子算命。有说在外财星不顺的，有说犯小人的。只有张瞎子手拿把掐的说：“您放心，七月十五不见信，八月初一必见人。到时候我来讨喜钱！若是说的不应，您撅我的马杆。”
七月十五既没见信，算命的也没来讨喜钱。青原娘神不守舍，就一早一晚手拿条帚疙疸打窗框，叫道：“青原爹呀，回来吧！”——老辈相传，这样一叫在外的亲人就想家。
恰恰八月初一这天清早，青原爹推门进来了。青原娘头一眼看去，以为进来个要饭的。刚想说：“要饭怎么上人屋里来？”青原爹叹气说：“佛爷保佑，总算到家了。”她这才从声音认出他来了。一见这皮包骨头、破衣烂衫的样，她浑身软成了一摊泥，好半天才憋出一句话来：
“小人他爹，你这是怎么了？”
“叫日本抓劳工了，我是跳火车逃了出来。没敢再靠近铁道线，我打关外走回来的。”
青原娘问：“你这副模样在胡同里没碰见熟人吗？”
青原爹说：“天刚亮，碰得见谁呀？就是在胡同口碰见个穿大褂、留胡子的人，我没见过，不象是邻居！”
青原娘说：“那就好。你先别出门。我给人做针线，才收了点手工钱，今天就去扯布，赶着做身裤褂。你在家烧两壶水，里外的都洗洗。等剃头挑子过来，叫青原叫进家剃剃头。都打扮好了再见人。天津卫这地方眼皮子浅，要看见咱这副落魄相会嘀嘀咕咕。谁家丢了东西就往咱身上想。舌头板子压死人，一落到那个份上咱就没法在这儿住了。”
青原娘忙了一整夜搭上半天，把裤褂做上。可是还没来剃头挑儿。青原爹试新衣的工夫，门外响起来三弦声。三弦弹的是《天涯歌女》，刚一煞尾就喊一句：“算灵卦！”
“哟，是张先儿！”青原妈说：“就是算出你七月十五没信，八月初一准见人的那位。”
青原爹说：“信他胡诌，叫他碰巧了。”
这时瞎子就在门口又吆呼了一声：“这院的奶奶，我算的灵不灵啊？您是给喜钱还是撅马杆呢？”
青原娘忙说：“先生、借您的吉言了，早给您预备下茶钱了。”
青原娘塞在瞎子手里两张零票儿。先生谢了一声，立刻又弹起弦子来。这回弹的是“小两口逛灯”，一边弹一边高喊：“算灵卦，没这么灵的了！批八字，推流年，揣骨圆梦……”
晚上，青原娘狠狠心买来二斤白面一把韭菜，给青原爹包饺子。馅还没拌好，门外又有了人声：“有人在家吗？”
青原娘一愣，和青原爹交换下眼色，让青原爹躲到里屋去。平日她带孩子在家，很少有男客来访。这人来的蹊跷。见青原爹躲好，这才回话：“谁呀？”
“我是对门冠东他爸爸！来看看宋大哥。”
“哎呀，他程伯伯，快进来坐。”
青原娘赶紧把冠东爹让进屋来。青原爹一听是找自己的，也就从里间屋迎了出来。青原娘这时才红着脸对青原爹说：“前几个月，青原淘气，把人家冠东打伤了，小卵包肿成这么大，我怎么送药钱他大婶子都不收啊！”
“还有这事？”青原爹说，“我临走怎么嘱咐的？叫你把孩子管好！你看……”
“老兄老嫂，快别提这件事了。”冠东爹把一盒点心、一个新书包放在桌上，说：“我就为这个来的。我那孩子爱惹事，我是知道的。小孩在一块，谁还不碰谁一下子。冠东自己碰伤了，哪能赖在青原身上？倒叫大嫂破费不少，我知道了实在惭愧。过节了，就给孩子买了点小东西。早就想送来，可不方便。知道大哥今天回来了，我这才厚着脸皮来请安……”
青原爹想起来，在胡同口遇见的正是这个老程。
青原爹妈赶紧推辞。冠东爹脸都红了，呐呐的说：“我知道东西少拿不出手去，可老邻居了，能不赏脸吗？”
说话间青原进来了。他爹说：“你打了冠东，程伯伯倒给你送东西来了！那有这个理！还不谢谢。”
青原说：“刚才我跟冠东在一块玩，他告诉我了。谢谢伯伯！”
程伯伯拍拍青原的头说：“好孩子。记着，以后别打架。吃亏的长在，明白不？从小逞强惯了，大了就难免惹祸，那时候再想作个守法的良民也不由你了，知道不知道？”
青原拿着新书包到里屋去摆弄，青原娘仍然去拌馅。两个男人就说起话来，青原爹说：“老程兄弟，我听你口音离我老家不远。”
冠东爹说：“我是P县城南的。”
青原爹说：“你看是不是，我是东乡。咱们一个县，你出来多少年了？”
冠东爹说：“我是民国九年逃荒出来的，一晃二十多年没回过家了，咱那一带怎么样？”
青原爹说：“我去年回去了一趟。苦哇！我们那一带是八路军的根据地。八路军是不错，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可日本鬼子这扫荡太厉害，叫你安生不了！城圈周围，大小据点，是日本人天下。那儿是亡了国了，更不能提！”
冠东爹问：“我们那边怎么样呢？”
“跟我们搭界的是西北乡，那里叫卞一军占着，这个卞一军既不属日本，也不属于八路军，还不属于国民党。”
冠东爹问：“他属于谁呢？”
青原爹说：“他就属于他们的司令八大王。”
“这八大王是个好人还是个孬蛋呢？”
“不好说。说他好吧，打家劫舍，包娼聚赌。当兵的碰上过境行人，张嘴就骂，举手就打。不给买路钱别想过去。说他孬吧，可是他倒真打日本。”
“比八路军怎么样？”
“那咋能比，人家八路军是真正的革命军呀！”
“我的老哥，你可真敢说话，这是日本人的天下！”
“咦！这屋里不都是中国人吗？”
青原爹怀疑的看看这邻居，闭上了嘴。
说到这儿，饺子熟了。青原娘留程伯伯吃饺子，他连说家中有事，辞了出去。
过了十来天。听到门外人声喧嚷。青原娘推门看看。停着一辆排子车。冠东爹站在当地指东道西看着几个人装家具行李。她回来对青原爹说：“冠东家象是要搬家！”青原爹说：“自己过自己的日子，管这么多闲事干什么？不过老程家为人挺忠厚，换个邻居可不容易赶上他。”
中午青原放学回来。进门就说：“爹，冠东家搬走了。程伯伯说一会儿要来辞行。”
青原爹说：“你去跟程伯伯说，怪忙的，免了吧，我身上不合适，也不送了。”
可下午程伯伯还是来了。手里提着个坛子。进门就说：“乡亲，我搬走了，来辞个行。剩下这半坛米忘了装车，我也不愿带它，怪沉的，留着给青原熬稀饭吧。”
青原娘问：“您搬到哪儿住呢？”
“日租界和平里二号，有空来串门。”
从此冠东一家就没再见到。这半坛米宋家舍不得吃。直到过年才倒出来做干饭。哗啦一倒，从坛子底滚出二十个银元来。青原娘以为是程家藏在里边忘了的。青原爹又掏掏，掏出个纸条。青原爹叫青原念念什么字。青原看了看说：“这是给我的！”青原爹说：“上边写着啦？”青原念道：“大哥，这是送给青原的学费。”
青原爹说：“外财不富命穷人。咱不能收。”他拿着钱去日租界找了半天。人们说他记错了地名，那里没有和平里，和平里在法租界。青原爹找到法租界。和平里原来不是个小胡同，是一大排红砖洋楼。前边有小花园，后门有包月车。二号的绿色铁门关着。他拍拍门。门上开了扇小窗户，露出个男人脸来。
“干什么？”
“劳驾，打听一下，程先生住这儿吗？”
“走，这儿没有姓程的！”门儿啪的一声关上了。青原爹赌气不再找。
不久，青原爹在天津大连码头找到脚行的活儿，家里生活又有了点起色。可是没过半年，却遭到了意外的变故。端午节那天，有一艘上海来的船出高价要求当天把货卸清。把头贪财包了下来。逼着苦力们从天不亮一直干到半夜。到下工时青原爹累得散了架，肚子饿得前心贴后心。想喝口酒，酒馆关门，想吃顿饭，饭店上板。急着回家，又没有汽车。正在饥火中烧，碰上个卖粽子的推着车回家，还剩有二十来个粽子。他一下全包下来，狼吞虎咽的吃了进去。没进家门就肚子里痛得如同刀铰。到家一头栽在炕上，黄豆大的汗珠顺脑门滚，青原娘吓坏了。给他滚红糖姜水，找邻居弄大烟灰，怎么也不顶用。天不亮雇车，拉他去找大夫。没拉到大夫家人就断了气。把青原爹殡葬后，青原娘连急带累也病倒了。熬到八月初七，也咽了气。剩下青原一个人，只得去投奔舅舅。舅舅家住谦德庄。靠掌旧鞋为生，也是苦人。青原不好坐吃现成饭。天天上街上捡点破纸，拾点布头，帮送煤的推推车，替卖饭的收收碗，挣个毛儿八分，混个饼子窝头。这天刚下完大雪，路上又湿又滑。他帮助一辆送煤球的车上坎。走到李善人花园门口，迎面来了个骑自行车的学生。穿着刚时兴的麂皮夹克，戴着航空皮帽，车把上挂一双崭亮的冰鞋。后架上用带子捆着牛皮书包。煤车赶紧往左边甩，留出右边一条窄道。那学生赶快下来推着车和青原擦肩而过。青原认出是冠东。一阵脸发热，赶紧把脸扭过去冲墙，冠东走过去了，又站住脚，回头看了一会说：“你是青原吧？”
青原不好再躲，就回过头说：“是啊。刚才我没认出你来。”
冠东难过的问：“你怎么这样了？”
青原说父母都已去世，现在寄住在舅舅家。冠东说：“你别为难，我回去跟我爸爸说说，想法帮你找个干活的地方好不？他在外边做买卖，说不定有用人的地方。”
“那敢情好，要能给我找个挣钱的地方，我不忘你的好处。可我上哪儿找你去问回信呢？”
冠东想了想说：“别上我们家去。我爸爸有个怪脾气，不许我带朋友进家。你过几天早晨到教堂前的耀华中学找我。我在那儿上学。”
教堂距谦德庄不过二里路，但那景象却象隔着半个地球。这里看不见低矮的土房，泥泞的小巷，褴褛的乞丐，肮脏的贫儿。连警察都比“中国地”的高大魁梧，这里是租界。柏油马路两侧是花园洋房，常青街树，街上跑的是流线型小轿车、“三枪”，“菲利浦”自行车。路的一端矗立着有三个圆顶、树着十字架的文艺复兴式的建筑，就是有名的法国教堂。“耀华中学”在教堂斜对过，一溜红色砖楼房、带一座欧洲中世纪样式的城堡。看到这洋式建筑，青原已有了几分胆怯，再看出来进去的学生，个个儿穿装鲜洁，气态傲然，又有些反感。他打定主意不上这些少爷眼前找白眼，就远远的站在马路对面守候，过了十几分钟，成群的学生陆续进了校门，这才看见冠东骑车从英租界那边过来。租界上是左侧通行，恰好在青原面前经过，青原叫住了他。
“我也正找你！”冠东说，“你的事我跟我爸爸说了。”
“怎样？”
“他说他那买卖不是你能学的。可你一个人在天津混也不是办法。他叫我劝你回老家去。你们老家现在比以前好过了，叫你去找你爷爷。”
“这主意我舅舅也说过，可凑不出路费来。”
“路费好办，你多咱走告诉我一句话，我给你送火车票去。”
青原回去跟舅舅一说，他舅舅自然是赞成。过了几天，他从冠东手里接到一张火车票、两块钱盘缠，回到了山东。在家乡跟着爷爷种了一年地。赶上八路军扩军，他参军当了交通员。
五
三点来钟，夏副官来请宋贵斌到司令部谈话。同时早晨接待青原的那个护兵也奉令来陪着青原玩耍。那护兵说：“司令叫我陪你走走玩玩。这地方没什么好玩。正好由西乡来了几个唱小戏的，在军需处院里唱小戏，我领你看看去吧。”
军需处住在村西庙里。护兵领着青原穿巷子走。路过一个场屋，听到屋里人声鼎沸，青原问：“这里边闹什么？”
护兵说：“侦察排住在这儿，他们正玩博，你看看不？”
青原本有观察友军情况的任务，就说：“我见识见识。”
这场屋里对面搭着两铺炕。一铺炕上只有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围成一圈盘腿坐着。中间点了个小油灯。三人各托着一张香烟盒里掏出来的锡纸，嘴里叼个用纸卷的小喇叭。轮流的用纸片从个油纸包里匀一点粉色的末末，放在锡纸里。一个络腮胡把锡纸举到油灯上一烤，那粉末就成了一个小油珠，在锡纸中心转哪转的。他把叼着的小喇叭凑到油珠上方，使劲猛吸一口，那油珠化作青烟全进了喇叭口。他马上憋住气，翻两下白眼，好半天才哈出一口气来，又腥又臭。护兵进门。他刚把这口气哈完。就问：“小喜，上头有事吗？”
“有！”护兵说，“司令说昨晚上张拐子家跑了只母猪，叫查查钻到谁圈里去了！”络腮胡一笑。那女人答了碴：“钻你爹圈里去了，要不那来你这么个私孩子！”
这时习惯了房里的黑暗，青原才看出这女人长的不丑，可披散着头发，棉袄没系扣，只是挽着怀。下身却穿了件在乡下极少见极贵重的毛线裤。
护兵这才介绍：“这是八路军的弟兄，司令叫我领他玩玩。”
那络腮胡倒很讲礼貌。客气的挪了挪屁股，指指油灯说：“玩一口不？”
青原涨红了脸说：“我不懂这个。”
络腮胡说；“老海！长精神的！”
青原说：“不敢来。”
那女人啧啧两声说：“瞧人家这队伍多规矩，象你们这些丘八，个个儿胎里坏！”
那护兵笑嘻嘻的说：“你怎么知道我们坏？”
女人打了他一巴掌。护兵满足了。对青原说：“你不要看玩博吗？站到炕上去看吧。”
对面炕上，围着好大一堆人。最前边一圈坐着四个人，第二圈跪着七八个人，第三圈围着有十几个人。中间摆个炕桌，桌心码着乌木天九牌，一副骰子。四周桌边放着各种赌注。庄家是个麻子，一头大汗、两眼通红，大声在喊：“押，押。”
桌前三个人先放了票子。随着后边的就伸手往上放，有的放两颗盒子枪子弹，有的放一包老海；有喊“三道”的，有叫“孤丁”的。庄家一掷骰，马上鸦雀无声了。一分牌，却又喊成一片，比押注时喊的更凶。先是争着要看牌，随后抢着出主意配对。押孤丁的主张前后配平。押几道的则要求先小后大，争夺吵骂，混成一片，庄家翻牌了，这才急忙配上摆好。到全部亮了底，笑的，骂的，埋怨的，叫好的又嚷成一锅粥。庄家清理了赌注，赢家各抓一些扔到桌角一个小笸箩里。
青原问：“这押子弹赔子弹，压老海赔老海，庄家啥都预备着？”
小喜说：“不，这都折成钱。一粒火儿两块，一包药儿一块。”
青原问：“往那小笸箩里扔是干啥？”
小喜说：“抽头啊！头钱归排长连长分。”
青原看着没兴味，催小喜领他看小戏去。
他们拐出那巷子，穿过大街，来到村西庙里。这庙只有一进，山门后有个画着韦陀的影壁。一到庙门就听见了笑声。转过影壁，看到院里三面都是人。除去紧里边一圈放了几条板凳，几个穿皮袍、大衣的坐着。他们眼前摆了瓜子、糖块、茶壶茶碗。后边的人全站着。虽说一个穿军装的没有，可人人都拿着枪。湖北条、老套筒、单大一、土撅把、鸟枪、火铳各色齐全。穿装打扮也和这枪一样。从大缎子棉袍，茧绸大衫到土布小袄，光板羊皮样样都有。小喜分开人群，领青原挤进圈内。坐在凳上的有一个就是早上在河边欢迎的带队人。一见青原，马上请他也坐到前边来。这时正唱“小上坟”。
这个戏班，总共三个人。一个老头拉四胡。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演唱，这两演员总共只有两身行头。不论唱什么，那女人都是一身大红裙袄，梳一条和普通庄稼妮一样的油亮大辫子，那男人则是一身京戏里武松穿的紧身衣。不过没有罗帽，头上只戴个庄稼人戴的酱色毡帽头。两人脚下全是家做的布鞋。男的那双后跟已经跟鞋底分家了，一走一刮打。女的那双前边开了绽，露着满是泥垢的布袜子。
“哟，我说官家，你骑的那是个啥营生啊！”
“俺骑的是马呀！”
“人家的马四条腿，你那马咋多出条腿来呀！”
“……”
看客们哈哈的笑了！有人喊好，有人大声说：“好妮子，往下问！”
青原在天津看过梆子腔，在八路军见过秧歌戏，却从没看见过这样的戏。他跟小喜打听这叫啥戏？小喜说：“这叫驴戏！可这个班太穷了。不趁驴，这点玩意一根扁担就挑来了。”青原说：“这个妮子才十几岁，说村话咋不害臊呀！”小喜说：“这是个小子装的，戴了个假辫子。”
这两人唱起来倒还不孬，有板有眼。可惜刚听出滋味，夏副官来，说司令叫青原回去。
青原来到司令部，冒冒失失进了堂屋。一看还在开会，宋贵斌正发言，急忙撒腿往外走。八大王叫住了他：“爷们儿，别走，马上就散会，你在边上坐一会吧，呆会请你听大鼓书！”
青原远远的找个椅子坐下来，听宋贵斌发言。宋贵斌说了些鼓励八大王坚决抗日的话。临末尾缀上两句“希望”。他说：“我们首长希望司令和各位官长，能跟当地百姓更加亲密合作，唯有得到老百姓拥护，咱们才能在敌后坚持长期抗战。具体的说，最好能减轻人民的负担，约束弟兄们的军纪。老百姓为抗日作了许多牺牲，我们既是抗日军人，应当体恤民艰。”
八大王深深点头，几位长袍马褂就纷纷鼓掌。这才笑哈哈的散了会。传令兵马上进来搬桌子挪板凳，带进三个唱鼓书的艺人来。
这三个人是两男一女，这女孩可是个真的，也就七八岁，梳着一双羊角小辫，穿着花棉袄、大绒裤子，绣花棉鞋。一个弹弦子的有五十多了，是个盲人。一个背鼓的有三十多岁，穿着干净整齐，但是一脸烟气。
盲艺人从布套中拿出三弦。摸着椅子坐下定了定音。那男人支上了鼓，先向大家深深鞠了一躬，说：“谢谢各位官长赏饭。”随后就对那女孩说：“你先给爷爷们唱个小曲，伺候得爷爷们高兴，赏给你件花衣裳。”
那孩子就怯生生的朝各方都鞠了一躬，规规矩矩靠着鼓架站住。三弦就弹出个兵营里流传的小调。小姑娘细声细气的唱道：“第一杯茶呀、敬我的妈呀，我去当兵你在家呀……”
这时传令兵走近青原，对他耳朵说：“司令叫你，他在里间屋。”
青原顺着墙根走到里间门口，挑帘进去。屋子里很清静，八大王在靠南窗的炕上歪着，面前放着烟灯烟盘他手托着象牙嘴的枪呼呼的抽大烟。见青原进来，用拿烟钎子的手指指对面空着的铺位。青原就靠炕沿坐了下来。一个泡儿抽完，八大王欠起身端起小茶壶呷了口茶，这才说话。
“看伯伯干这没出息事，你心里笑话吧？”
青原不知怎么回答好。
“你看见我这队伍了？”八大王自嘲的笑笑，“明白当初我为什么不带你来学买卖了吧？”
青原说：“冠东没告诉我你作这个买卖。”
八大王说：“他不知道。连你婶儿也不知道我是干这买卖的。我在天津的户口上写的是绸缎生意。”
青原说：“这些年你都瞒着他们？”
“让冠东知道他爹是拉杆子的，他脸上好看？更别提一露出风声我这脑袋得搬家！”
青原说：“那您何苦呢？要抗日可以上那边干去，当个真正的革命军人！”
“我吃不了那个苦！掉脑袋我不怕，一天二钱油二钱盐我熬不起。再说我还得养家呀！”
“可是前途呢？”
“我五十多了，干了半辈子这个，还能改行吗！叫冠东奔个前途吧！我攒的钱够供他大学毕业，我的心事就了啦。中国这个社会，十年八年太平不了。蒋介石消灭不了共产党，共产党也消灭不了中央军，还够我混一阵子的。”
“可您这个队伍……”
“这叫什么队伍？我心里明白。有我在，拢着他们还能跟鬼子转转磨，多少干点对中国人有利的事。我要走了，那就难说了。你回去跟那边的首长透个话，这批人有我在决不能去当汉奸，叫他们放心。可也别指望能调理得跟八路军似的。真要管住他们不抢不讹，不用一个月就跑光了。弄不好还先打了我的黑枪！人家入伙就是奔着分肥来的！”
八大王又抽了一斗烟。参谋长进来了。他就换了话题。问青原家生活怎样，爷爷还在不在？随后从皮带上挂的钱包里抓出一卷票子，给青原带回去添补家用。青原不收。他不高兴了：“怎么，嫌我这钱不干净？”
青原说：“您别生气，我现在是八路军，有军纪管着呀！”
八大王点头说：“也罢，参谋长，你叫小喜把他带的那枝匣子摘下来，送给我这大侄吧！连那两排火儿。”
参谋说：“合适吗？”
“外场点。”八大王冲参谋长作了个眼色。参谋长出去了。八大王说：“你跟他拿枪去。咱爷们就说到这儿，到那边多替我美言几句。”
晚上回到客房，青原把这一切向宋贵斌作了汇报。宋贵斌说：“今天跟他们谈判，提到不许他们再骚扰群众时，几乎闹僵了。这个八大王性格复杂，一下摸不清底，总的看来，倒象还有点正义感。”
第二天拂晓前他们俩就动身回根据地，已经说好不再告别，就由参谋长派的一班人护送他们，大亮到达沙河边，远远就看见八大王带着护兵在沙岗上站着。他两人走近了，八大王迎了下来，拉着宋贵斌的手送了百十步，分手时，郑重的说：“我这人是孙膑的腿，生成了。不过可决不忘恩负义，不会跟八路军为难。我佩服你们一心为国的硬骨头劲儿。也记住你的救命之恩。”
此后卞一军一直和我们保持联系。过了一年，青原随一支部队南下，编入新四军的序列，从此远离山东，再没打听过八大王的消息。
日本投降，解放战争，打南京，进上海，建立人民共和国。转眼间少年成了青年、青年跨入不惑之境。五十年代末期，宋青原利用公出之便，回了一趟故乡，竟意外的在县城附近碰到了八大王。
第一次见面他并没认出来。那是黎明前。他刚下火车，一出站台见满天星斗，一弯残月，一时辨不清该往哪儿走。只见远处有人弓着腰，抱着把竹帚在扫大街，刷拉、刷拉，这声音不慌不忙，不急不躁很有点寂寞凄清。他走过去问路，那人指给了他进城的方向。走开之后，宋青原感到这人有点异常，怎么异常他说不出。当时他在一个电影厂当副导演，正准备拍一部国共两党谈判的故事片。里边有个解放军渡江，一些官僚、政客匆匆忙忙上飞机逃跑的场面。其中有个镜头是一个市民一边打扫门前街道，一边冷眼看那匆匆往南飞去的飞机。他觉这人的外形、气质都挺适合拍这个一闪即过的群众角色。
他到城里招待所安顿好，就四处打听可能见到的熟人。打听一圈，一个没找到。他就百无聊赖的在街上漫步，并随时停下来看看市容，听听乡音，浏览一下墙上贴的标语，布告，无意中发现公安局出的一张布告上，局长的姓名是宋津！他知道这是宋贵斌的学名，就找到了公安局，到那里一看，正是宋贵斌。两个人都喜出望外，宋贵斌就把一些事暂时推开，匀出半天专跟青原叙旧。话说到八大王身上。宋贵斌讲一九四三年以后，这里形势有些变化。我军侧重向东边发展，国民党的手就伸到了西北一侧，八大王吃不住国民党和日本人的两面夹击。他又有正统思想，认为尽管八路军是仁义之师，但正牌的中国政府还是“中央政府”，全国的元首仍要算“蒋委员长”。经不住国民党空头职衔的诱惑，接受了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的委任状，把卞一军改名为“保安第三团”。这样，日本一投降，他便以“保三团”的番号进驻了P县县城，收缴了日军的武器。这时我军也接到了向交通线、中小城市进军的命令，便解放了津浦线两侧的广大地区。一年之后，解放战争一打响，我们头一个行动就是包围P县县城。国民党下令给八大王，叫他死守，可是既不发援兵，又不给军火粮饷。还派特务来督战，因为八大王曾有过决不和八路为难的约言。宋贵斌就化装进城，跟八大王谈判，动员他起义。他没怎么犹疑就同意了。亲自下令逮捕了监视他的特务人员。带头在起义宣言上签了字。然后推说自己身体不好，把一切具体交防事务交给参谋长和秘书长去出面安排。一切进行得都很顺利。可是等我们进了城，首长们由保三团的官佐陪着去看卞远程时，他竟无影无踪了，而且除他私人的一点细软外，什么东西都没动，连军装和手枪都完好的放在枕边上。问夏副官他往哪里走了？夏副官说：“他说他头疼，要静养，不准我们进后院。晚饭时我们才敢来喊他，可已经走了，后窗户和后门开着，他从后边走的。”
青原连说奇怪，问道：“从此就没有消息了？”
宋贵斌说：“没有，天津解放后，我们还到天津去查询过。他的家属、邻居都证明，程掌柜从日本投降前一年出去做买卖，一直再没回来。连信也没有。他家后屋确实供着卞远程的灵牌，他亲属认为他早死了，天天上香。”
青原说：“大概确实死了！”
然而宋贵斌又说了下去：
镇压反革命运动后期。P县公安局的检举揭发接待室已经冷清了，值班人员只留下一个人看房子，一天早上忽然来了个风尘仆仆，满脸倦容的胖老头，背着行李，提着干粮，进门就说：“报告，我是来自首的。”
接待员正闲得要打瞌睡，一听这话精神起来了，高兴的说：“欢迎，坦白从宽，自首是唯一的出路，你犯过什么罪呀？”
“杀人放火、勒索抢掠全干过。你先把我收监，让我睡觉，我歇过来慢慢交代。”
接待人员看这老头穿的新棉裤棉袄，里外三新的行李，满面和善，怀疑他有精神病。就说：“这是专政机关，不许胡闹！”
老头说：“怎么胡闹，我这行李、衣裳都是新做好，预备来蹲监狱的，已经作了准备呢！”
“既自首得讲清罪行啊，不能囫囵吞枣。”
“那现成。在城西相公庄我活埋过两个人，一个是黄县的地主刘七，一个是掖县的买卖人孙福来。在胶东我抢过淮县滩头村何老巨、青州城关的秦双好。你去查查，句句实言。我既要认罪，没有隐瞒的道理。”
接待员简直闹不清是自己感冒没好，烧迷胡了，还是这老头也得了热病烧得胡说。就问他：
“这些谁能证明？”
“苦主有后代，查查就知道。”
“你在胶东作案为什么这儿来自首？”
“我原籍在这儿，我想死到家乡来。”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卞远程！”
招待员打了个冷战。忙说：“你先坐坐、我跟领导报告一下。”
“我一不逃跑二不捣乱，放心去吧！”
接待员结结巴巴向宋贵斌作了报告，宋贵斌到前边一看，确是八大王。
宋贵斌说：“卞团长，你这是从哪儿来？”
“从新安镇，我在那儿作小买卖，今天来自首来了。”
“你离开这儿以后又进行反动活动了吗？”
“没有，我好容易洗了手，哪能再干。”
“起义以前的事，一律既往不咎了。”
卞远程却认为，第一他得到过共产党的支持，半路上却投了国民党，这点太不仗义，无脸享受优待。正如此他才在交出军队和县城后只身出走P县，奔了南边。他算计着积攒的钱足够冠东母子半世花费了，为了不给孩子带来麻烦，他断绝了和家人的关系，本想自食其力，隐姓埋名度过残年，可是几年来参加学习，越学越觉得自己罪过深重。接着镇压反革命的运动来了。看见一个个反革命被查出来，听到一次次群众的控诉声讨。他觉得挺身出来为自己的罪恶负责才是条汉子，东藏西躲的偷生太没有人味儿。
宋贵斌把他安置在招待所，向上级打了报告。上边叫他们调查一下卞远程出走后的真实情况。宋贵斌派人按卞远程自己说的情况去新安镇调查。那边说这人从解放前就在摆摊卖酒卖烟和气忠厚，沉默寡言，谁也没怀疑过他有历史问题，自从他突然失踪这才提起警惕……。
县委如实把情况呈报到省，不久批示下来：
“必须毫不动摇的执行对起义人员的优待政策。对卞远程自己认识罪过的表现，要热情欢迎。对其生活，必须照顾。一切待遇参照其他起义军官情形酌情办理。”
县委正式设宴招待卞远程，向他传达了上级批示，并建议他尽早和家人团聚。
卞远程哭了。他再三辞谢，不肯担任任何职务。也不肯接受生活费。只同意给他的家属出个证明，证明他起义人员的身分。而他自己则要在家乡住下来，自谋生路。
他的儿子是学航空的。已在民航部门工作。接到证明文件后，和他母亲一起来P县向政府致谢，同时动员卞远程回天津养老。卞远程说：“你有你的工作要作，我有我的债务要还，咱们各自方便吧，起义人员四个字是共产党给的。按实际你爸爸是个土匪，记着这一点，以后在工作上就要处处谨慎，不要直工直令的觉着自己还挺有底气。”
老太太没走，留下陪着老伴了。从此他就在车站前摆了个茶摊。冬天卖酒，夏天卖茶。还顺便当义务清道夫。政府还是按规定发他生活费，这茶摊就不指望挣钱，不管认识不认识，坐下就喝，有钱扔两个，没钱拍拍屁股就走。谁买火车票钱不够了，或是天晚下车没钱住店，只要找到他，他都应承。从来不问姓名也不记帐目。你来还他就收下，不还绝不过问。弄了几年，车站前的住户还选他当了人民代表。
宋青原听后，觉得卞远程这人很有点研究头。抓个空就走到车站前，坐到他的茶摊上喝茶。故意打听他的历史。卞远程对他拉杆子的事毫不隐讳，并说：“这一行造孽太深，得善终的少。我托共产党的福，才有个从容赎罪的机会。”青原很快就找到八大王身上熟识的痕迹了。可相隔多年，宋青原由少年长成大人，八大王认不出他。他冲动了几次，想说明自己是谁。和八大王亲切的叙叙旧交，又一想，凡事应三思而行，不要招来意想不到的后果，就把热情压了下去。十几年后，他果然得到了这冷眼处世的好处，暗自侥幸。但打倒“***”后，他改行写剧本了。又为此后悔起来，把一次考察人的内心世界、积累素材的良机失去了！
八大王早已去世。不会有人还记得那个畸形社会造成的畸型人，和那种畸形的谋生方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