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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国二年十月，元城城墙上，我正在向北瞭望。
正式建立王畿后，我一直没把“元城”更名为“尼都”，众人纷纷猜测原因，佘向纯的意见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元城位置太偏，过于靠北接近大神山战线，离敌人近，离南部的侯国远，国王陛下一定是想在现有领地的中央修筑一座新城，哦，很有可能是位置优越、风景秀美的雁湖一带。
元乙按捺不住问过我一次，我笑了笑，没搭理他。
后来，佘向纯拉着严青眼、首宝柱一块来问我，我才告诉他们：“猜的也不能说全错，是想要修新城，但不在雁湖，而在——元城旁边！”
三人明显很吃惊：这地儿这么偏，适合定都吗？
我问：谁说国都必须建在领土中心的？
的确，绝大多数人一想到国土和国都，脑中就会形成思维定式——国都被四周的土地包围在中央，所有地区抵达国都的距离之和最短，有利于国家治理。
这个理念不能说错，也比较适用于小国。但一旦国家变大，出现了挥之不去的“中央与地方之争”的世纪难题，尤其是外部有强敌时，定都国土中央便成了一剂“毒药”——以华夏大地为例，首都坐镇中央，边境屯兵以备外敌。这是明朝以前历朝历代的做法，然而，边境屯备重兵，虽能御侮，但却埋下了边将造反、武人作乱从而倾覆国家的隐患，而不屯重兵，又有外敌入侵、江山倾覆之虞。尤其是唐、宋两个大一统王朝，受此两难抉择，并最终因为偏向一面而倒塌。
唐朝温暖多雨的全球暖季的到来和持续，造就了辉煌绚烂的大唐，但也催生了一个怪胎——吐蕃帝国，整个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青藏高原大国，也是全球唯一一个极高原帝国（海拔超过3000米的大国）。全球暖季使高山冰雪加速溶解，令青藏高原也出现了强权，这导致平灭突厥消弭了北方边患的唐朝，西南方向又出现了新的边患，而且更难平定（因为需要仰攻，参见哥舒翰攻拔石堡城之战）。唐朝充分汲取前朝五胡乱华、南北朝的教训，应对北方新独立的突厥人和回纥人、契丹人的威胁，加上新出现的高原威胁不遗余力。因此，唐朝在中央坐镇关中平原的同时，不得不在西域（安西、北庭）、甘肃（河西、陇右）、长城一带（朔方、河东、范阳、平卢）等地设置权利巨大的节度使，以防备随时可能的入侵。最后的结局大家都知道，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叛乱，而唐军在内地设置的军镇由于承平日久，战斗力极低，即使在名将（高仙芝、封常清、哥舒翰）的统帅下，也未能阻止安史叛军攻入长安，开启藩镇割据、武人专政、杀人盈野的乱世之门。
宋朝通过平定武人专政的高潮——五代十国而建立，因此，充分吸取了前朝的教训，除了高度防范武人手中的权力之外，宋朝还采取了“守内虚外”政策，规定全国至少一半的精锐武力（禁军）需常驻首都，而边境和地方所留驻军数量、质量都不足，导致有宋一朝边患严重，对辽国、西夏外交政策疲软，最终被新兴的女真金国攻陷。而且，“守内虚外”的政策也并不能真正做到确保中央无虞（只是宋朝历史上没发生），北宋后期，为防备西夏而兴起的西军战斗力强悍，而留守国都汴梁的禁军虽人数众多，却武备废弛，从大家耳熟能详的“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等称号就能看出来。女真人兵临汴梁城之时，“八十万”禁军几乎无一能战，竟要指望一个算命的骗子跳大神以退敌，酿成靖康之难，二帝被掳，北方半壁丢失，并埋下了最终亡于蒙古的伏笔。可以看出，即使无女真人入侵，西军的势力也会逐渐超过中央，使边镇之乱的隐患重新出现。
唐宋已经把两种雷都趟了一遍，还有第三种办法吗？重兵军事集团是放在首都还是边境？这成了困扰大明太祖朱元璋的一大难题，建国之初就要为自家的王朝选择一种死法。朱元璋没有想出来，他选择了逃避，将重兵集团集中在国都南京，将精锐部队布置在北方边境，由藩王们统带——首先，亡天下的祸事绝不能再出现第二次；其次，你们要打就打吧，谁赢了天下还是我家的（灭哈哈哈）。其实这个雷晋朝司马家也趟过，结果把整个华夏炸得七零八落，但朱元璋仍然选择了这个办法来逃避终极选择，也可以推测出他内心的极度纠结吧。
朱元璋的愿望破灭的太快了，第二任皇帝朱允炆继位即开始削藩，要先解决西晋崩塌和五胡乱华的隐患（那个中央和边境的矛盾问题朱允炆都没工夫琢磨了，长城一线的叔叔们太可怕了），结果燕王靖难成功，朱元璋设计的模型彻底流产。从靖难之役也可以看出，承平日久的中央军的确很难是百战边军的对手，即使人数、装备有优势也不行，李景隆率军动辄五十万、六十万人，面对燕军照样是陷入苦战最终失败。结合上两段阐述过的宋朝后期西军兴起、禁军废弛的情况也能看出这一点。
朱棣登上了皇位，摆在他面前的又是这道送命题——困扰历朝历代君主、让他英武不可一世的父亲选择逃避的问题——到底守边还是守内。这一次，上天终于选对了坐在皇位上的那个人。
相信在某个寂静的夜晚，盯着地图的朱棣目光注视着帝国版图中央的国都南京，以及自己曾经奋战过的边城北平时，会突然开悟，明白自己和历代先贤都陷入了一个思维定式的逻辑陷阱——国都一定要定在国土中央嘛？
首都……边境……首都……边境……
一切的缘起都是首都和边境分离导致的！
一定要分离吗？
终极解决办法新鲜出炉，那就是——把国都搬到边境去。
困扰华夏大地千余年的难题迎刃而解，今后，国家的重兵集团只需要部署在一个地方——首都，对内镇抚地方，对外抗击强敌。武装集团在天子脚下的首都可以得到充足供应，对国家也更有归属感（作为天子亲兵的荣誉感），而外敌（主要是北方之敌）一旦入侵，首先要面对的就是最精锐的、供应最充足、人数最多、忠诚度高的中央军的迎头痛击。
这个办法，半辈子都在南方打仗的明太祖朱元璋不可能想出来，坐镇繁华之地的宋朝国君不可能想出来，逮谁灭谁的战神唐太宗李世民也不可能想出来，非得是坐镇北方长城边镇、多次打垮蒙古人，随后南下登上皇位的朱棣才可能明白这个道理和逻辑。
自此之后，“天子守国门”成了明朝的既定国策，大明历代君主都矢志不渝地贯彻了成祖皇帝这一条祖训，彻底脱离温柔之乡，在北方干旱的苦寒之地守护着华夏的芸芸众生。明帝既可以率大军五次出塞打击敌人，也可以易装偷着上战场并亲手杀死一个敌兵；即使是皇帝被掳走，或者京师被围困，也绝不迁都（提出动议的人甚至屈辱得要改名）。最终，在帝国日落之时，皇帝至死不离京师，成为自商纣王自焚以来华夏唯一自杀殉国的君主，用性命完成了“天子守国门”的嘱托。
“天子守国门”的国策爆发了巨大的威力。在该国策守护下，据不完全统计，从1420年迁都北平到1628年崇祯朝以前200余年里，大明约有1/3的核心国土从未遭受过大、中规模战火侵袭（大概是现在的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广东未遭受倭患的地区，以及湖北、湖南全部和四川、云南大部），有1/3的核心国土仅遭受过一次战火袭扰（大概是现在的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广东部分地区（遭受倭患），山东和山西大部（刘六刘七之乱），江西（宁王之乱），四川、云南小部（杨应龙之乱））。长年和平稳定的发展，使这些地区的资本积累能够达到一个十分恐怖的状态——农业设施完备、工商业兴盛、货币流通健康。因此，在最发达的江南地区，即今江苏、安徽、浙江等地，能够在人口大爆炸、工商业繁盛的明朝中叶诞生资本主义的小业主生产方式（可参见《醒世恒言·施闰泽滩阙遇友》、《喻世明言·汪信之一死救全家》等，当然，这个萌芽能不能最终发展成真正的资本主义，学术界纷争不断，本书不讨论），为我国迎接近代大航海时代的全球竞争奠定了良好的人口、经济、理念基础。
而且，该国策最大的意义在于，皇帝和中央基本可以从“中央和地方之争”这个千年困扰中挣脱出来（当然也要配合科举制的完备），一心一意地应对外部挑战。最终国家亡于小冰河时期造成的大规模减产引起的流民潮以及女真人南下，发展历程被强行掐断，并未搭上近代高速发展的工业时期，也只能归于天意了。
在强大的经济基础和相对稳定的政局支持下，明朝成为了大一统王朝中“有效统一时间”最长的王朝，超过230年（靖难之役结束到崇祯朝前期）。
鉴于此，我决定，效仿“先贤”（几万年后的）天子守国门，将“尼都”暂定于重兵陈列的大神山一线，把藩镇之祸和亡天下之祸的祸根彻底掐死在原始时期。而当前的元城规模过小，还是木制城墙，作为国都并不入我的“法眼”。随着佘大坚团队用黏土成功烧制了青砖，修筑新尼都的方案与其他利在千秋的大工程提上了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