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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依托的环境是晋代实行九品中正制的那段真实的历史。为了让故事情节融入到真实的历史环境中去，同时增加的趣味性，书中介绍甚至穿插了很多真实的历史事件。当然，真实历史事件的介绍只是为了更好地交代环境，在把环境交代清楚的前提下，尽量用的最简略的篇幅。
书中的主要人物：舒晏、比玉、小默、芷馨，以及他们的家人全都是虚构的。当然也不乏很多真实的历史人物，包括：杨骏、王戎、王衍、王澄、王敦、王导、石崇、绿珠、卫瓘、荀勖、贾谧、孙秀、洛阳令曹摅、西域长史索靖、大宛老国王蓝庾、新国王摩之、除了永安公主外的所有司马皇室。诸位使节也全是虚构，只有范文除外。
范文史上确有其人，只不过他并没有来洛阳做过使节，但也并非完全杜撰。因为正史中记载范文曾有过游历上国的经历，且为林邑王所信任。其本是奴隶出身，颇具野心，最后竟将林邑国据为己有。林邑就是如今的越南，后来脱离了中华势力范围，与范文有一定关系。
贾恭、季思这豫州和汝阴郡的两级中正，听名字就知道是虚构的，取“假公济私”之意。正史中并没有关于汝阴中正的记载，只记载过豫州的一任大中正为夏侯骏。大小中正官跟其他职官一样，并非是一经委任就终身任职的。夏侯骏不知做了几时的豫州大中正，但绝不可能终西晋一朝。为了跟季思这个名字联动，一起“假公济私”，便将夏侯骏这个真实人物隐去。
书中刻意融入了很多传统文化元素，旨在宣扬传承中华灿烂辉煌的优秀历史文化。比如《诗经》文化，冠礼文化，曾经浪漫唯美、十分盛行，如今却早已消失、甚至鲜为人知的上巳节文化，曲水流觞文化等。赞扬积极的一面，比如具有为民表率、劝课农桑作用的皇帝亲耕之礼，皇后先蚕之礼；同时也贬低那个时代的社会通病，比如社会腐朽，九品中正制的不公，士族男子追求享乐、过分注重仪容、沉迷服药清谈、身居官位却无心国事的病态精神。
晋时的男子十分爱美。史上所谓的四大美男，有两位都出自这个时期，分别是潘安仁和卫玠。作为清谈领袖的王衍更是白得像个玉人。不过需要说明一点，本书虽然是赞美舒晏那样的阳刚美男，贬抑比玉那样的羸弱美男，但是千万不要把比玉那样的美男跟现如今的娘炮划等号。彼时的士族男子虽然也十分注重脂粉妆容，追求美白，但是并没有丢失男子气概，很多甚至都蓄着美髯。绝不会像现在的某些青年男子一样，眉眼口鼻趋向女性的面部线条整容，更不会兰花指，不会扭扭捏捏。
关于故事情节的时间轴。
从武帝肇建、一统天下，到惠帝时贾后干政、八王之乱，再到怀帝时五胡并起、洛阳倾覆，最后愍帝降于长安、中朝覆灭。本书在情节脉络上完全依照西晋的国运变化——成立、鼎盛、衰败、灭亡这一过程而展开的，但在时间轴上有所缩短。因为西晋共存国五十二年，四宝从大晋肇建第二年出生，到西晋灭亡、舒晏携夫人出游时，虚岁应该是五十二岁。这个年龄对于现代人来讲都已然没什么活力了，之于古代，已经快要步入了老年的门槛，甚至大大超过了平均寿命。男人如果有身份地位，尚可享有风流，但是对于女人而言，犹如结了薄冰的河水，泛不起多少涟漪。然而在作者所设想的理想状态下，舒晏辞官，与小默、芷馨浪迹天涯的时候应该是十分洒脱的、浪漫的。这样的话，他们的年龄顶多不应该超过三十五岁。
基于这个考虑，本书在时间处理上就得模糊一点儿。其实在四宝二十岁之前，他们的年龄跟历史真实的时间轴是能一一对应的，所以本书的前半部分都是运用的具体年号，如泰始七年、咸宁五年，太康元年等。但在太康以后，也就是四宝入洛阳开始，时间轴就开始逐步模糊，不再具体写某某年号第某某年。
按真实的时间轴，四宝是在始皇统一第四百八十七年出生，五百零六年入洛。在芷馨与小默的真实身份被揭开、四宝同日成亲、乃至共同离开洛阳回到汝阴的时候，正值赵王司马伦篡位的前一年，也就是始皇统一第五百二十一年。这样算的话，他们的年龄应该是三十五岁，在洛阳的时长为十五年。考虑到晋时女子十七岁就算大龄剩女，必须要由官府强制婚配，三十五岁的话就快接近祖母辈了，所以必须将年龄大大缩短，此时的年龄顶多设置在二十五岁上下，还能有一点儿青年女子的感觉，于是就将在洛阳的这段本该十五年的时长想当然地缩为六年，四宝的年龄为二十六岁；最后舒晏辞官的时候，按照真实的时间轴应是在始皇统一第五百三十八年，如果对应真实的历史时期计算，其执政汝阴的时长为十七年，年龄是五十二岁。而如果按照理想年龄三十五岁算的话，此段时长应该为九年。
除了时间轴有所缩短外，本书对于正史部分基本未作修改，历史人物形象、某人的是非功过也基本都是和盘托出的，不做刻意的褒贬扬抑。把历史真实的样子还原出来，没有像某些演义那样把正史改得面目全非。既然选择真实历史环境为背景，还想追求严谨，就必然受其局限，不能、也不想像很多穿越、架空题材那样天马行空地乱写。在本着尽量尊重历史、尽量还原真实历史的前提下，对于的某些情节不能太过放飞。虽然有一个神话的楔子，但本书实际上应该属于现实历史主义题材。
关于始皇统一纪年。
中国是最早实施纪年的文明。中华历史数千年，基本以帝王的谥号或年号后缀年次的纪年方式为主，以干支纪年辅之。先秦时期的国君没有年号，普遍采用国君谥号加年次纪年，比如隐公元年；自汉武帝启用了年号之后，便开始用帝王年号纪年，比如贞观元年。不管是以国君谥号还是年号纪年，此两者没有本质区别，乃是非常实用的纪年方式。此种纪年方式有一个显而易见的优点，那就是不管在后世多少年以后，提到史上某一年，都能够直观地显示出此一年所处的具体朝代，进而也就能大体判断出所处的历史时期。比如，隐公元年是处于东周时期，贞观元年是大唐时期。然而有利就有弊，其优点也恰恰成了其局限性。这种纪年方式不具有连贯性，不容易反映出某两个年份之间或是某一年份与当前年代的时间距离。比如隐公元年与贞观元年之间相隔了多少年，贞观元年距今多少年等。
在帝王纪年已经不合时宜、西元纪年又不甘心去选用的情况下，近现代中国曾试图开创过两种新的纪年方式，黄帝纪年和孔子纪年。然而黄帝纪年因年代过于久远可能显得不够严谨，孔子纪年因近代儒学的没落而得不到广泛认可，再加上彼时西学进入中国风头正劲，所以两种纪年方式都没有能够正式施行起来，反而采用了西元纪年，并美其名曰公元。
每当看到《资治通鉴》中用西元标注年份就有种莫名的哀痛感伤——开创了最悠久、最辉煌灿烂文明的中华，居然要用西元纪年来标注历史事件！中国对于科学技术缺席了三百年，但对于历史，西方却缺席了三千年。中国缺席的这三百年科学技术，后世通过努力尚有赶超的可能；而西方缺席的这三千年历史文明，是永远都无法弥补的。我们如今为了跟国际接轨，在生产生活中采用西元纪年无可厚非，但是书写历史、标注历史的时候，感觉属实不应该。
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发生过无数重大的历史事件，但要说影响最深远的重中之重，非秦始皇统一六国莫属。它向上终结了两千年的贵族世袭，向下开创了两千年的皇权帝制。不夸张地说，秦始皇统一六国的那一年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一年。本书在某几处必要的地方尝试采用了始皇统一纪年，也就是以秦始皇统一六国的那一年作为基准原始年。就像西元纪年一样，如果提到先秦时期的某一年，则为统一前某某年；在提到秦以后的时代，则为统一某某年。此并不是开创什么新的纪年方式，只是想在摒弃以西元纪年标注中国浩瀚历史年代这种可笑做法的同时，又能够直观地反映出本书历史背景不同年号之间的时间距离。
此一想法姑且视作作者的意淫，有志同道合者则共勉；若没有，则仅供哂笑。
最后，关于开篇楔子中所提的四童下界的最初使命以及最终归宿。
本部书中的四位主人公：施比玉、姜小默、韩芷馨、舒晏的结局已经交代清楚，至于其所隐代的笔、墨、纸、砚四童回到天权宫如何向文曲星君述职，以及笔童和砚童究竟谁能登录仙籍，将在下一部书中作进一步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