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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邓演达再世
陈诚，在抗战初期不知底细的人们对他有些幻想。其所以然的缘故不外有这两种：第一，在淞沪战役时他担任左翼军指挥，确实还打过几仗。第二，政治部的组织使国共合作在形式上具体化了，而且还网罗了一大批文化人，增加了他的身价。
你想，连周恩来都做了副部长，这还了得！
但其实这位以剿共起家的丘八，他懂得什么政治，更懂得什么文化！他的身材矮小，一举一动都在模仿着“吉纳拉里西摩”，武汉的外国新闻记者给了他一个绰号叫Pocket Geue
a-lissimo（大元帅的袖珍本）。其实更确切一点说：他不过是傀儡师手里的一个木头人而已。
那位傀儡师，本来并没有心肠抗战，只是由于内外的逼迫，出于不得已，才让自己手中的傀儡出来不时表演一些姿态。表演给谁看呢？一方面是表演给老百姓看，另一方面也是表演给敌人看。
老百姓说：国家到了危急存亡的关头了！十年内战，招来了敌寇的大侵略，你现在不能再打内仗了！你要团结抗日，救亡图存呀！你要“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呀！西安事变留下了你的老命，那意思你要明白！
是呀！——傀儡师不仅用唱白来回答，而且也用姿态和傀儡的表演来回答：我现在已经不打内仗了，我现在正在讲究精诚团结。你们没看见吗？我恢复了政治部，把共产党和一大批左翼文化人都团结起来了。我和苏联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有很多苏联顾问和空军都来帮我国打仗。你们没看见吗？
老百姓是容易受骗的，所谓“君子可欺以其方”。然而敌人——那彻底的小人——却不容易受骗。
当敌人在上海发动“八一三”战役的时候，我们的傀儡师那时在南京急急忙忙地便于八月二十一日缔结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这还不够，又在九月二十二日和共产党发表了共同宣言“共赴国难”。（当时有人作这样的解释：“共产党赴国民党之难。”）
这意思是很明白的，除了对内的敷衍之外，对于敌人是在这样说：你不要再逼我了，日本老爷，你再逼，我就要赤化了呀！
然而日本人没有理会，不仅拿下了上海，并拿下了南京。
敌人拿下了南京之后，没有向西追进，而发动了鲁南战役，想打通津浦路，使东北、华北、华东滨海地区在大陆上连成一片，因而又给了傀儡师以表演的机会：这次就是在武汉的一段表演了，连我们自己都成为了傀儡的傀儡。
这一场表演的意义，在今天也是很明白的。除了对内的敷衍之外，对于敌人是在这样说：你公然要再逼我，日本老爷，你看我硬要赤化了呀！
然而日本人也暂时没有理会，他一心一意地在攻打徐州。本来是姿态，哪里会认得真来？你要认真而且受骗，那是活该！然而陈诚倒因此而坐享盛名了。
在武汉当时，这位邓演达的旧部（邓在第四军任团长时，陈是营长），随着政治部的复活，认真仿佛着邓演达的再世。
谁能说不像呢？邓演达在北伐时的武汉，除担任政治部主任之外，兼充湖北省**主席，国民革命军武汉行营主任，而陈诚在抗战时的武汉，除担任卫戍司令之外，实授政治部部长，不久也兼充湖北省**主席。六臂三头，后先辉映，无怪乎这个小木头人，有时候也就真的“不可一世”了。
二、李公朴被扣
就在扩大宣传周完结后不久，有一天，三厅的同人们大多数才穿上新制的军装，开往政治部本部去做纪念周，便轰轰然听见这样的传说：李公朴被陈诚扣留了！
详细的情形究竟是怎样，我至今都还不知道。
有的朋友这样说：公朴从华北回来，在这天清早去见陈诚，毫无忌惮地批评了国民党和国民党的军队。陈诚听得不耐烦，一时火发，便把他扣留了。
公朴那时还年轻，说话有时不加考虑，因此他就在进步人士方面也曾受到一些误会。不幸他又碰上了那正炙手可热的陈诚。陈诚虽然貌似浑厚，而心地是异常阴险的。他在西安事变时，也曾吃过苦头，因此他最恨救国会的朋友们。过于轻率的李公朴，可以说是冤家碰着对头了。
但在那时毕竟还是在讲团结的时候，国民党外都诚心诚意地在讲求团结，国民党内也尖心尖意地在企图团结。陈诚却未免把自己的威福作得过早了一点。
公朴被拘，大家为了团结，并没有把事件扩大，营救和抗议在不公开的幕后自然是费了苦心的。
陈诚呢，为了掩饰自己的急躁，却不能不寻找一个口实，他便一口咬定：公朴煽动工潮。这自然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
那时候汉阳兵工厂的工友们是有着请求减工加薪的酝酿的，因为工作十六小时以上而薪金照旧，实在太偏枯了。但国民党当局却一味予以弹压。他们的理论是：在抗战期间，只能谈忍痛牺牲，不能谈改善生活；假如要谈，那就是鼓动阶级斗争，破坏抗战。
说来也真是好笑，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就在那抗战前后竟有过这样的一个时期，只要在字面上一提到工农就仿佛是赤化。“工会”要改为“公会”，“农村”也要改称为“乡村”。今天的年轻朋友们不会以这为神话吗？是的，国民党反动派就确实在我们眼前造出过这样的神话时代。
李公朴对陈诚的谈话想来也谈到过汉阳兵工厂的问题，于是他就被戴上了一顶红帽子，成为鼓动工潮的赤化分子了。
但赤化分子就有罪吗？周恩来副部长难道不是共产党员？
听说我们的周副部长，关于李公朴的问题，严烈地向陈诚抗议过：
“你不能用政治部的名义来扣留李公朴，因为我是参加了政治部的，我是副部长！”
“我以我个人的名义来扣留！”陈诚不顾前后地这样顽抗，但其实他应该说：“我以卫戍司令的名义来扣留。”
李公朴的被扣留，事实上和张学良一直到今天都还被扣留的情形，完全是一样。简简单单地说，就是反动派的作威作福，图谋报复，没有什么理由可讲。
不过李公朴在当时毕竟还算是幸运，他只被扣留了一个月的光景，终竟恢复了自由。
这段插话我把它写在这儿，不妨把用意自行揭露吧。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陈诚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而同时也可以看出，当时的武汉，一般的人民权利是受着反动派的怎样严烈的限制。当然一切都是在进展的，反动派也在变本加厉。
三、竞争者出现
自从康泽奉命以假警报解散了我们的扩大宣传周的大游行之后，这位英雄对于三厅的工作竟以竞争者的姿态，事事出头干预，而且争夺。
例如编印《敌寇暴行实录》，这毫无疑问是应该归三厅第七处对敌宣传处办理的，而二厅要抢着做，说康泽的别动队在沦陷地区可以收集多量的资料。但这项名誉却被一厅的贺衷寒抢去了。部里决定组织一个编纂委员会，由一、二、三厅派员参加，以贺衷寒任主编。这在我们倒是无可无不可的，我们的作风是“办而不包”，反正有工作做便好了。事实上这部书的产生，从收集材料到编纂、印行，以至保管、分发，一直都是由三厅的人做到了底的。
我记得，印刷是由我们出头交涉，由商务印书馆的**分馆承担的，全是图片，编印得相当精美。虽然后来在长沙大火中损失了不少，但印刷的数量很多，我相信在各地的图书馆或者个人的藏书中一定是还有保留着的。
抢对敌宣传品的编制，未免太不近情理。然而比这更加名正言顺的抢夺，是整个五月的工作，差不多全被二厅抓过去了。
五月是革命的月份。一开头就是“五一”劳动节，接着是“五三”的济南惨案，“五四”的文化运动，“五五”的革命**，“五七”、“五九”的国耻纪念，更加上最后的“五卅”。这假如要放手做工作，正是好机会。
然而康泽却抓紧了这个机会。他在一次部务会议上，以十分坚决的态度，要抢做五月份的工作。他说：五月份的节日，差不多都和二厅的业务组织民众有关，应该让二厅来主持。结局是他占了胜利。外边有人说：我为这事和康泽争持得很厉害，其实并没有那么一回事。我们的预算一直没有成立，只要工作费不给你，你便无法进行工作。因此这革命的五月倒反而成为了我们的闲散的一月。“五一”，在康泽主持下，无声无臭地度过了。“五三”至“五九”，被规定为“雪耻与兵役扩大宣传周”，由二厅与军政部的兵役处主持，三厅则从旁协助，也无声无臭地度过了。“五卅”，在筹备当时便讲定归并在“五三”至“五九”里面，更无须乎再来“雪耻”了。
一切真是理想地做得来无声无臭。这在我们，有些朋友也乐得看肖神，认为他们是失败了；但在他们，其实正是大成功。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企图的正是要无声无臭，他们是怕刺激日寇的！
日寇在当时正在加紧进攻徐州，这可能使反动派产生了一个幻觉。他们认为日寇的不肯直接进攻武汉，或许是怕他们当真赤化了，故不再相逼。
当然，除掉这个幻觉之外，也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便是深入膏肓的**病——害怕民众。
四、徐寿轩辞职
第五处第一科科长徐寿轩的辞职，大约是在五月初旬吧，我现在记不大清楚了。
徐寿轩本来是国民党的进步分子，而同时是东北救亡总会的干部。他因为进步得太快，致遭国民党的敬远，而为东北同乡梅佛光、刘不同等所排挤，在战前便跑到法国去考察了一次。刚好回国，被邀加入三厅，在他是抱着相当高的工作热情而来的，但在入厅之后他的工作热情受到严重的打击。
为了印行《抗战将军李宗仁》，首先便得到一个黑点。部内竟因此而开始了文件审查的限制，于是乎一科的工作便根本无法展开，徐寿轩便不得不拂袖而去了。
我说拂袖而去，这倒并不是修辞，因为徐寿轩临走的时候曾经和我动过声色。
一科的朋友们平常做杂志或新闻副刊的文章都是很拿手的，但那种以知识分子为对象的左翼文体，却不适宜于对士兵、对民众的宣传，当然也更不适宜于“官厅”的体制。因此所做出来的文章，十有九八不能适用。可以适用的，送到部里去又每每受了批驳。这可使徐寿轩大不耐烦了。
有一次他到我的办公室里来，拿着一通辞呈和我认为不大适用的好几篇文章，他说：这些文章在我认为都是很好的，就刊登在大杂志上也可以毫无愧色。然而这也不适用，那也不适用，不知道要什么文章才适用！这科长我实在做不来，我不干了！
我劝他冷静一下，不必那么气愤。
他更气愤地说：我就是冷静不下来了。我如果冷静得下来，我可以做更大的官了。
说罢，他把辞呈放在我的桌上，径自走了。
徐寿轩就这样，终竟无可挽回地走了。我为这事非常抱歉。要说梧桐一叶落而知秋的话，徐寿轩这一走也就表明了三厅的秋天的到来——不，或许可以借此认明，三厅的一出马便是肃杀的秋天。凡是参加三厅的人，都会同意我的这个见解，因为我们差不多每一个人都经常在苦闷中过日子。工作不能按部就班地做，做的结果立地便被反动势力对消，有良心的人你叫他怎么不苦闷呢？
但关于徐寿轩的辞去，我今天依然有点抱歉。在这里有两件事情应该补叙一下。
第一件是《扫荡报》的接收，我们推却了。《扫荡报》（就是今天的《和平日报》的前身）本来是复兴社的机关报，但在名义上是属于行营政训处的。因此在政治部成立后，这报也应该隶属于第三厅。但我们在接事时，考虑到无法应付，便只好推谢了这项责任，由陈诚自己派何联奎去接收了。后来为这件事，陈诚和贺衷寒等人竟闹出正面冲突，我们倒并不曾因此而后悔。
第二件是一科原拟出一种月刊。假如在就职之前，我单独把这件事向陈诚提出，或许是可以通过的。但我没有采取这样的步骤，让月刊的计划作为整个计划的一项，在总预算中提出去。预算一被拖延，于是月刊的计划也就拖延了。待到接事以后，工作一开始便受了限制，再要单独提出月刊的计划，便再无通过的可能了。
就这样，没有一个发表言论的机关，遂使一科的朋友们英雄无用武之地，而逼得徐寿轩急流勇退，在我实在是感觉着遗憾。
五、一桩大笑话
三厅副厅长虚悬很久，我曾推荐一位中共的朋友，没有得到通过。后来是范寿康向我进言（我倒不知道是不是出于陈诚的授意），何不推荐范扬？他说：范扬是陈诚的同乡，与陈有密切的关系，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出身，司法行政的专家，和我们要算是先后同学。如范扬得任副厅长，一方面可以保持和陈的密切关系，另一方面也可以堵塞着再有刘健群那样的人从天而降。
范扬是设计委员，我和他并不熟悉，我却毫无保留地采纳了这项意见。虽然还延宕了一些时日，但他业经内定，早就移到昙花林内寄宿了。
有一次我同范寿康两人，在范扬的寝室里闲话，谈到了党籍的问题。我告诉他：其实我从前有一个时期也是国民党员，我的入党恐怕比陈诚还要早，但在宁汉分裂的时候我被开除了。
范扬听着极感兴趣，他便说：现在要恢复党籍是很容易的啦。
我回答他：当然很容易，不过在目前党籍的有无反正是无足轻重的了。
我对于他只说到这里为止，但不知怎的，他却把我的意思误解了。隔不两天（日期我记不清楚了，大约在五月中旬），在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他兴致冲冲地拿了一份中央社当天的通信稿来。其中有一条是国民党的最高决议，恢复了三十几个人的党籍，其中有一个是我。在这三十几人中把中共的领袖差不多全部都包罗了进去。
我感到很大的诧异：怎么不征求本人的同意便可以决定呢？中共领袖们的同意是征求过的吗？
范扬满得意地跑来向我说：我把你前两天同我的谈话，向陈部长报告了。他很高兴，立地向“最高”报告，便决定了下来，把你的党籍恢复了。
但到了晚上，仅仅相隔三四个钟头的光景，中央社的下一次通信稿又来了。这次又有一条国民党的最高决议，是取消前一次三十几人恢复党籍的决议案。
这倒真是可以令人捧腹的一件笑料，这样的最高党议，不真是出于儿戏吗？
事实上是这样，事前对于任何人都没有征求过同意。当第一次消息发出之后，中共办事处严正地提出了抗议，因而便有了第二次的取消。这一消息，在武汉是没有见报的：因为当天更正，当天来得及抹杀。但在偏远的地方，如像重庆，却都是见过报的。
这个大笑话，包含着一个大阴谋。当时的反动派正高唱着“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滥调，有时很奇怪地竟向国际宣传，说“中国已经没有共产党了”。为了满足这种主观愿望，故而来这一策略的试探。假使第一消息发出后，没有遭到立即抗议，或抗议而不严烈，那就正中下怀：国民党的确“融化”了共产党，中国也就当真没有共产党了。
笑话，的确是天大的笑话。但在这里我要坦白地承认，我自己对于范扬这位副厅长的推荐，也得算是不小的笑话。
六、胡愈之上台
胡愈之任第五处处长，是大家所一致期待着的，但他到任得最迟。他本来留在上海在从事《鲁迅全集》的出版工作，经不过朋友们的再三敦促，一直到五月中旬他才赶到了武汉来。那时候我记得是在徐寿轩已经去职之后了。
胡愈之到达武汉后，对于就职一事也煞费踌躇。我记得有一次我同好几位朋友在汉口一家饭馆里面请他吃饭，为了敦促他就职，我几乎向他下跪。
愈之迟疑了一个星期的光景，终竟就了职。这对于在低潮期中苦闷着的同人，尤其在科长离职之后的一科，好像是一支强心针。愈之的作风非常利落，他一上任便订下了一个突击计划，以工作比赛向第六处挑战。工作确是紧张过一个时期。
然而，愈之所能做到的，遗憾得很，也只能是强心针的作用，并不能够把三厅的苦闷根本消除。三厅是受着先天性的继子虐待的，有人甚至说“三厅是变相的反省院”。事业费的预算不让通过。下级政治部无权指挥，并连有关的工作报告都不容易得到。因此一切的经常工作都无法展开，尤其是文字上的工作。（第七处的对敌工作，情况稍微不同，因为没有别的机构和我们竞争。）受着了这样的限制，即使愈之怀着很大的雄心，抱着很高的责任感，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之下，同样受着了苦闷的感染。突击计划只推行了一个星期光景，便又消沉下去了。
有工作没有本领做好，是一件苦事。有本领没有工作好做，更是一件苦事。我们是找工作做的人，重要的工作摆在面前，触目皆是，而却不让你染手，有良心的人谁个能够不苦闷呢？
愈之是做文章的老手，而且是素来讲究效率的人，在我今天回忆起来，他所做的工作，很奇怪，我只能记忆得一件，而且是无足轻重的一件。
那是“六三”的禁烟纪念。这个纪念日照道理上讲来，应该不能说不重要，然而就和禁烟是奉行故事的一样，禁烟纪念，一向也只是奉行故事而已。
但我们本着找工作做的精神，想把这个纪念来强调一下。因为那时日寇在沦陷地区正在推行其毒化政策，烟禁是废弛了，而且把红丸、白面、***、吗啡，大量倾销，借以从根腐化我们中国人的体质和精神。我们是应该借这个机会，一面揭破敌寇的阴谋，一面唤醒国人的警觉的。
我们拟订了一个扩大禁烟纪念的计划，想大规模地做它三天。计划呈出之后，却只抢来了一篇文章做，而禁烟纪念本身依然由禁烟委员会和市**奉行了故事。
做了一篇什么文章呢？那就是替“最高”草拟“为禁烟纪念告人民书”。“最高”的文告一向是由陈布雷执笔，这一次，或许因为计划是由我们提出的，却被批交三厅拟具了。
我为慎重起见，请愈之拟了一篇，我自己也拟了一篇，一并送去。文章后来成了一篇杂烩出现，便是，愈之的取了一部分，我的取了一部分，加上陈布雷的一部分，可能还经过“最高”批改，倒真真正正成为了四不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