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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计划“七七”纪念
台儿庄的空头胜利，我们虽然闹了一次扩大宣传周，并没有把敌人骇退。敌人照着它的预定计划进攻徐州，五月十九日终竟把这个陇海线上的重镇攻陷了。敌人最初的计划，据传是将采取大迂回的包围战略，沿陇海路西进，再夺平汉线南段以拊大武汉之背。但这一战略，由于六月十一日的黄河决堤，使豫东成为泽国，也就化为了泡影。
那次黄河的堤岸在开封西北五庄、京水镇、许家堤等同时溃决，我们对外的宣传是说由于敌人的狂炸，但其实是我们前线将领奉令掘发的。这是我们的传统兵法——“水淹六军”。但敌人被淹没的非常有限，而我们民间的生命财产倒遭受了无可想象的牺牲。敌人的迂回战略受了挫折，却采取了正面进攻的战术，以五路大兵由长江下游水陆并进，直接攻取武汉，于是使苟安一时的当局也不得不发出了“保卫大武汉”的呼声。
这时须得我们做做工作的机会又算到来了。
是在六月十二日安庆失守以后的事。在一次宣传会报上，讨论到了纪念“七七”周年的问题。
这宣传会报是自三厅成立以来的一个经常的聚会，由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中央社、卫戍司令部、军令部、政治部，三厅的重要人员参加，以后又加上了三青团。每礼拜定期举行一次，交换情报，决定工作方针，颁发每周宣传大纲，而一切工作大抵是由三厅总其成。
这一次讨论到了“七七”纪念，照例又推定了我来拟具计划。计划分为了两部分，一部分是一般的纪念方法，另一部分是《抗战年鉴》的编纂方针。前一部分是我拟的，主要是规定“七七”为抗战纪念日，通令全国普遍开会纪念，举行阵亡将士纪念碑奠基典礼，正午十二时全国默哀三分钟，颁发告人民书，告前线将士书，告国际书，进行征募寒衣、药品、献金等计划。扩大慰劳运动，慰劳前线，慰劳后方，慰劳伤兵，慰劳征属等等。后一部分主要是周公拟的，规模很宏大，由**及军事委员会各部门提供该部门所属材料，限期完成。（这一部分后来未能圆满实现，因各机关多不负责，只由三厅编辑了《抗战一年》以为替代，由我们经手编到了三年为止。）我把两部分计划合并起来，当晚便提交给陈诚。那时陈诚、周公、黄琪翔和我，都住在珞珈山的武大教授宿舍里面，我们要算是比邻，消息是比较灵通的。“最高”有时候也住在这儿的官舍里。那个计划，大约陈诚当晚便提交了上去，第二天我们在部里见面的时候，他便把原计划递交了给我，上面有着批示：“全部照计划进行。”因为我写计划书时，用的是洋纸印的原稿纸，因此在第二部分的编纂计划上还有一个眉批：“以后印书一律使用土纸。”这或许是对于我使用洋纸原稿纸的警告吧？
就这样，计划得到批准，工作也就无可延宕，而且顺理成章地落到三厅的肩头上来了。
二、特别召见
关于“七七”周年纪念的筹备，我们采取的依然是“办而不包”的办法，把官方的党政军各机关和民间团体都邀请了来。但这一次的陈诚，惩于前一次扩大宣传周的过火，却不肯多出钱。前一次他慷慨地批拨了一万，这次却只肯出三千（这数目我记不清楚，恐怕比这还要少）。假如不够，要我们叫其他的机关和团体凑集，这事情自然是很难办的。
正在筹备开始的时候，有一天上午，突然接到侍从室的电话，说：委员长召见，要我立刻就去。
这一特殊方式的召见使我诧异了。平常的“召见”大抵是在两三天前由交际处来一通知，通知时日，届时前往应召。那样的时候，人数大抵多，你必须在侧室里等候，挨到轮次，再被点呼入内。
为什么要单独召见我呢？我实在诧惊得很：是不是他得到什么情报，认为我闹出了岔子呢？
我赶到了湖北省**，立即被引进了客厅，使我出乎意外的，召见我的人已经坐在里面等着了。
他起来，握了手，和我寒暄了一下，要我坐在他的旁边。他开始说话了。
“你所拟的，唵，关于‘七七’纪念的办法，我看是，很周到，唵，很周到。近来是不是已经开始筹备？”
我把筹备已经开始的情形报告了他。
“辞修给了你多少钱？”
陈诚那时又兼任着第九战区的司令长官，为了布置防御工事，已经到阳新的长官司令部去了。
我又照实数告诉了他。
“哦，那太少了，那太少了！唵，你看，唵，要多少钱才够用？”
“这很难说的，钱多多办，钱少少办，实在说不出一个标准来。”我这样回答了。
“不妨盛大一点啦，前一次台儿庄的时候，你们用了多少钱？”
“那时辞修给的是一万。”
“那么这样吧。”他拿起茶几上的一支粗大的红蓝铅笔准备要在签条上写，“一万五千块钱，可够吧？唵？”
“假如连《年鉴》的印刷费也加进去，那恐怕就不够。”
“不，《年鉴》到出版时再说。”他已经在签条上写着了：“发第三厅特别费一万五千元正，军需处长周。”又接着说，“这样可以够了，唵？大概可以够了，唵？”
我拿着签条，要准备走了。他又留着了我：“啊，还有一件事。唵，那三种文告，哎，就是告人民、告前敌将士、告国际，请你们给我拟好，唵？拟好之后，送来我看。你以后随时都可以到我这里来。要钱用，随时告诉我啦，唵？”
我每逢被召见一次，总想很快地便能离开，愈快愈好。但这次要起草文告，却不能不请求他作些指示了。他也指示了一些意见，终于让我离开了。
三、“奉旨出朝”
“奉旨出朝，地动山摇。逢山开道，遇水造桥。”
鄙人面奉御旨，办理“七七”周年纪念——有人早就这样替我宣传出去了——应该是威风八面的事，可不是吗？
威风确是不小，而且是使地不动而山不摇了。
谁能说不灵验呢？往常总是争这争那的二厅、一厅，这一次可不争了。往常总是碍手碍脚的四大秘书，这一次可不碍了。
有了特别费，政治部以外的党政军各机关，已经认定的款项都豁免了。担任了工作的，还可以到筹备处领取工作费。因此一般的工作态度也就似乎更加皈依佛法了。
尤其有趣的是陈诚的态度。
他在“七七”前几天从阳新赶回来了。有几个大场面是须得他来参加的，他为什么不赶回来呢？
政治部认捐的三千元，起初也是豁免了的，但他却自动地叫总务厅拿了出来。他还对我说：尽可能地盛大地做吧，特别费不够，政治部还可以再拿钱。
在五号傍晚，记不清是开了什么会之后了，在辉煌的电灯光下，陈诚和我，还有其他的人，在汉口的一座临着花园的走廊上闲谈。黄琪翔和吴国桢是在座的，这我记得清楚。
话头自然谈到了纪念会的各种布置，大家都热情地期待着，认为情况一定会热烈非常。
我说到献金台的布置上来。武汉三镇一共设五座固定的献金台，汉口三座，武昌、汉阳各一座。每一座都请一位要人的夫人（这可不知道是出于谁的提议）做台主，吴国桢和黄琪翔的夫人都是答应参加的。还有三座流动献金台，置放在卡车上，汉口两座，武昌一座。
我把这些情形一说出了之后，出乎意外地是陈诚大反其对。他说：“不行！这一项一定会大失败！哪里会有人来给你献金呢？有钱的人不会到你台上来献，没有钱的人根本不会来献。”
“但‘献金’一项是原来的计划啦。”我抗辩着。
“我是说你‘献金台’的计划不行，‘献金’是行的，我们找有钱的人来摊派，那是行的，但你要大家自动地来献，谁肯来呢？你们一定会大失败。”
“我也不敢说一定就会成功，不过也不妨试它一试。”
“不行的，”陈诚很坚决，“成绩太坏，才叫难看啦。有很多外国新闻记者在这里，这是国际观瞻所系，我看是很成问题的。”
经陈诚这一谈，大家都像风信旗一样，倒在他那一边去了。特别“国际观瞻”几个字，似乎发生了很大的魔力。
“怎么办呢？”陈诚问着我，有点替我焦急的样子，“好不好把这一项目取消呢？”
“那可不行！”我也坚决地回答着，“是由筹备会经过大家决议所举办的，而且在报上宣传了好几天，没有理由来临时取消。我虽然不敢说一定会大成功，但我敢于相信不至于就会大失败。一般人民的抗战热情是很高的，积少成多也必然可观的啦。但我们所着眼的，倒还不在钱的多寡，而是在那热情的高度。”
陈诚看见我也顽固，却缓和下来了，他又考虑到了别的补救办法。他显得慷慨地这样说：“那么这样办吧，由政治部献金一万，作为全体同人们的捐廉。”一面说着，他一面关照黄琪翔。
同时吴国桢也受着怂恿，他答应向三业俱乐部（是妓院业、戏园业、茶酒馆业）征募三万元。
这样便已经有了四万元的底子，陈诚和大家可安了一些心，认为面子可不至于太不好看了。
是的，应该感谢他们的帮忙，但这帮忙的动机是什么呢？谁能说不是因为我是“奉旨出朝”的吗？
四、纪念大会
纪念大会是七月六号开始的，接连举行了三天。每天在武汉三镇分别举行盛大的集会，晚来更有火炬游行，热烈的情绪不亚于庆祝台儿庄胜利的时候。
详细的情形，我现在已经不能记忆了，但有几件事情我却记得很清楚。
三镇虽然同时分别举行大会，汉口的会场事实上是处在领导的地位，这里的规模自然最为宏大。
开幕的一天，在汉口方面我们请了张一麟老先生来做主席致开会辞。读者或许会感觉着诧异吧：怎么在这样的纪念大会上突然请出了张仲老来呢？
张一麟做过袁世凯的秘书长，但他坚决反对袁世凯称帝，便和他决裂了。抗战发生，这位老先生很积极，曾经倡议组织“老子军”，以图杀敌致果。最值得令人惊异的，他还是推行新文字很热心的一个人！以年逾古稀的一位老翰林而赞成新文字，已经就不容易，而且推行得很热心，这不是一件很稀罕的事吗？
因此，我对于这位老人是怀着敬意的。在淞沪战役中，我曾往苏州去访问过他，而且在文字上也称赞过他，虽然被当时少数“左”得可爱的人匿名写过文章来咒我，说我“瞎捧土豪劣绅”。
还有一件大事，是国民参政会也在同一天开幕。张一麟是参政员之一，以最年长的耆宿关系，已推定由他在参政会上致辞。因此，我便想把这个“民意机关”和我们所主办的“七七”纪念大会联系起来。在这样的意识之下，我们便请张仲老来主持汉口的会场。而请陈诚去主持武昌方面的会场。
那天是晴天，为了避免空袭，大会定在八时开会。张仲老准时到了会场。但毕竟时间太早，集会的规模太大，而且是群众性的集合，不免有点拖延，没有可能准时开会。这可使张仲老着急了，因为参政会那边是八点半钟开会，他非赶去不可。
矮小的张仲老把他的童颜愈见涨红起来，星眼愈见睁圆起来，鹤发似乎有要直竖的形势，向着我抗议：“你们这可不行！我，我还得赶到那边去致辞啦！”
我向他道歉，也安慰着他，说：“顶多会迟到一二十分钟，我相信会来得及的，那边未必就能够准时开会。”
“中国人办事就是这样马虎了！”
我受着严词谴责，但我心里却愈见尊敬着他。真的，我们实在是太马虎，假如像这样的老先生更多得几位，中国不会更好一点吗？
但还好，迟了不上一刻钟，竟在**而热烈的情况下宣布开会了。
张仲老的致辞很简单，他以充分的热诚鼓励了大家，提高了大家的希望。他认为“七七”是中国人最光荣的一天，比起双十节来还要光荣。他希望大家加强团结，抗战到底，让中国人永远竖起一条脊梁。
张仲老把话说完之后，便匆忙地走了。他是否赶上了参政会那边的开幕，我没有过问。
但我敢于相信，那边也一定没有准时开会的。
谁能够说中国的官僚办事能够比民众团体更遵守时刻？
五、国民参政会
国民参政会的召开，在当时是为一般人所相当重视的，张仲老的那样认真，也就是绝好的证明了。
但其实那只是一套戏法，而且是照例的那一套，在今天是谁也不能否认了。
参政会的前身是所谓国防参议会，那是在“八一三”之后（八月底）在南京成立的。那时，邀请了各党各派的领袖人物参加，起初是十五人，后来添到二十几人。每周开会一二次，听听报告，备备咨询，既无组织条例，更无办事细则，事实上只是一种官办的座谈会而已。那时中央的代表虽被邀请了，但始终不曾出席。
现在这个细胞又扩大起来了，由二十几人扩大成为二百人，名称也由国防参议会一变而为国民参政会，不仅有了组织条例，而且还有党议的根据。
三四月间国民党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得到了四项决议：（一）设立总裁，（二）创立三民主义青年团，（三）制定《抗战建国纲领》，（四）筹设国民参政会。这不就是法统的根据吗？在《抗战建国纲领》上，也明明白白地有着这样一条：“组织国民参政会，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想及识见，以利国策之决定与实行。”这就更俨然是一个民意机关了。
《组织条例》是四月十二日颁布的，到了六月二十一日又经过修改，据那头一条的规定也是说；“国民**在抗战期间，为集思广益、团结全国力量起见，特设国民参政会。”虽然是“**特设”的，而且只限于“抗战期间”但总之是为了“集思广益”、“团结力量”呀！单是这些好听的辞令，已尽可以使不少的人陶醉了。
但它的实质是怎样呢？二百名参政员中有四分之三是国民党员，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人士仅占四分之一。最有趣的是国民党虽然把各党各派的领袖差不多全部邀请了，而却不承认国民党以外的任何党派的合法存在；所以各党各派的领袖们虽然“参”了“政”，但是在国民党的眼里也只是无党无派的“信望久著”或“著有信望”的“知名之士”而已。（在那时所谓“社会贤达”一个名词还没有产生。）
国民党反动派的三一主义——所谓“一个主义，一个**，一个领袖”，就跟三期梅毒上了脑的一样，始终是无法炮制的。《抗战建国纲领》里面虽然也来过另一套辞令，高喊“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其实也不过是换了一套衣裳而已。朕即国家，朕即民族，故朕即至上，此“一个领袖”也。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故军令必须统一，政令必须统一，此“一个**”也。意志集中于我国民党，力量集中于我国民党，一切集中于我信奉三民主义的国民党，此“一个主义”也。
要说这三一主义是一种狂想，那么国民参政会正是这一狂想向客观的投影之一。
然而它依然是有作用的。作用是什么呢？与其说它是适应了民主的要求，而出于无可奈何的搪塞，毋宁是有对敌宣传的奥妙。
敌人是最怕中国内部团结的，团结的确是一种武器。敌人进攻上海并威胁南京的时候，那“一个领袖”把这个武器小小地虚晃了一下，那便是国防参议会。敌人现在正五路进兵，进攻武汉了，于是又把这个武器大大地虚晃了一下。意思是很明白的，是想把敌人骇住，不要来！
说穿了我们可以这样说：国民参政会的召开只是纪念“七七”的杂耍中的一个节目而已。
六、献金狂潮
但请看看老百姓的意气吧！
使陈诚最担心而为他所最反对的献金台，在纪念的各种节目中，却收到了破天荒的最大的成功。这真是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五座固定的献金台，三座流动的献金台，掀翻了整个的武汉三镇。献金的人群，每天从早到晚川流不息地朝台上涌。人与人之间在作比赛，台与台之间在作比赛，简单的一句话，简直是狂了。
拿日期来说，原来只规定三天，但到第三天晚上献金的人依然川流不息。足足又延长了两天。
拿献金的数目来说，五天的结果，现金和物品的折价，超过了法币一百万元——这在当时不用说是相当大的一个数目。
拿献金的种类来说，有法币，有外币，有银元，有铜元，有各种各样的物品：金手表、金手镯、白金戒指、黄金戒指、银盾、银杯、银盘、银首饰、大刀、草鞋、布鞋、西装、中装、药品、食品……凡是可以搬动出来的东西，差不多应有尽有。
拿献金的人来说，人数总得在一百万以上。而人的种类，是什么都有。擦皮鞋的小孩子、黄包车夫、码头工人、老妈子、洗澡堂里揩背的、茶楼酒店的堂馆……是主要人物，甚至于连叫花子也有。这些人，而且是极热心的义务宣传员，跳上献金台，放开嗓子便宣传，回到自己的岗位也在不断地宣传。他们自己不仅献一次两次，甚至献十次二十次，时时都在献，天天都在献。那一百多万元的数目主要就是靠着这些贫穷的爱国者，一角两角，一分两分地凑积起来的！有钱的人自然也有，且看那金手镯、白金戒指等便是证明，但为数断不会有贫穷人多，所捐献的总和恐怕也赶不上。那几天当中，有好多义务宣传员是吼破了自己的嗓子呀！有好多动人的插话不断地发生着，不断地传播着呀！
新闻界是尽了宣传的能事的。那些时日的武汉报纸保存着极丰富的、令人感激得流泪的纪录。可惜这些资料，我在目前不能得到，我不能写出些更具体的事实来，使未身当其境的朋友们也同样感泣一下。
总之这是一次出于自发性的极其盛大的民意表现。我敢于这样说：那几座献金台，作为民意机关的价值，实在是远远超出乎那个二百名参政员所构成的所谓国民参政会之上！
关于献金账目的报告，我们曾经有一本专书发表，是冯乃超负责编辑的。因为人数众多，数目零碎，不仅在编辑上费了很大的工夫，就在印刷上也费了很大的工夫。翻来覆去只是那些姓氏和数字，不知添铸了多少的铅字呀！但这书，我认为是最可宝贵的纪录，这是真真实实的人民的行状，其中浸润着多少爱国者的宝贵的心血呀！
这书可惜我目前手里也没有。谁有这本书的，我希望不要轻视了它，不要以为只是一些市井小民的零碎账目而任意把它扔掉。我希望把它当成一部大有神圣意味的圣经贤传看待——不，这样还说得太菲薄了。认真说，假如今天谁还保存着这本书，我倒要奉劝他，把它当成国宝，子子孙孙永保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