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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大会堂大约是首都的最新建筑吧。在大体上可以说完全竣工了。工程师是谁？不知道。建筑的规模，显然是一座剧院的形式。会场可能容纳两千人光景，座位密密麻麻地楼上楼下都已布满了，名额已经增到了二千四百，超出了的四百个座位，不知道怎样安法。
每个座位前，即前座的靠背或栏杆上，有活板可以抽出平放，作为临时的写字台，并有电铃的装备表示发言的席次。只有这一些是议场的设备，其他似乎都是戏场。正面的舞台上摆设着一些座位，可惜台面小了一点，不适宜于戏剧的演出，要放电影，那是可以胜任愉快的。楼层后壁的几个方孔，明显地便是为放电影用而设的了。听说会场的关于声音方面的设计很费苦心，发言能够贯彻，没有回音。是否如此，未曾试验。
一个近代国家，在她的首都，至少应该有一座国立剧场的。
苏联莫斯科的国家剧院是帝俄时代传下来的建筑，极尽华美的能事。日本东京的帝国剧场也并不弱。和这些比较起来，我们的国民大会堂即使要作为国立电影院或剧院，似乎都太简陋了一点。
——你是第三方面的第三方面的第三者。黄任老在二楼的会议室见着我，这样说。
——还是乘第三等车到南京的。张君励又补充了一句。
民主同盟、青年党和无党无派的所谓社会贤达，统称为第三方面。无党无派在这第三方面里面当然又是第三方面了。除莫德惠、王云五之外，我算是来参加会谈的第三个人，可是我乘的却不是第三等车而是头等车。张君劢估计到我没有钱，是对的，但他却没有估计到我也是一个中国人，虽然没有钱，可以借外债来撑持“体面”的。我还曾经后悔，买票过迟，没有买到睡车票呢。
到会的人还踊跃，除主人全到了之外，**方面的代表有孙科、吴铁城、邵力子、王世杰、陈立夫五位；还有经济部部长王云五不知道该算在哪一方面，即使是无党无派，但已不是“社会贤达”而是“庙堂显达”了。王云五自己似乎也觉得有点难处，他向来是喜欢说话，而且是最会说调停话的人，却始终没有说话。**根本没有召集***议的意思，而且尽力避免商谈政治，很巧妙地把一切问题都集中到军事上去了。社会一般的注意也集中到了和战问题，而把民主不民主的政治问题似乎也闲却了。在这时候靠着第三方面的代表们的努力，非正式的邀集谈话，谈的也还是偏于和战的问题，而且也并不能作最后决定。在这种仅仅是政治清谈的场合上，谈时既不着边际，索性不谈，事实上倒也是很省事的办法。就是我自己也仅仅是坐在那儿旁听，不，一大半是旁看。因为我的听觉不敏，像青年党党魁曾琦的发言，声音既低，又带点嘶哑味的，我差不多连一句也听不到的。
各方面的代表在辩论坛坫上都不愧是身经百战的老战士，说话很有分寸，既不轻易刺激对方，也不失掉自己立场。虽然解决不了问题，但也不至使问题更加纠纷。
吴铁老却不愧其名为“铁”，在他发言的时候接连的说了好几次“四十八小时”，而且更说已经不够“四十八小时”了。这是计算到二十二日正午休战期满时的钟点。频繁的提出这样的时间来，在听的人自不免要感受着恫胁。南京《中央日报》今天的社论正是用的《四十八小时》这个标题，俨然是一座**库。小来小打，大来大打，最后还打算请外国人来帮忙打，用以辩护为什么要给外人以“最后决定权”。认真说，那真是一篇老实透顶的宣传文字。——大家正在苦心孤诣地设法调解，为什么要那样急躁呢？
俨然的梁漱溟有点不耐烦的样子，他这样说着，也批评到《中央日报》的社论。
妙处是在吴铁老的转圜：那是新闻记者的惯技啦。不写得耸动些，报纸是没有销路的。假使我来写，或许还要更凶些。真是谢天谢地，幸好吴铁老不会屈就《中央日报》的主笔。不然的话，我们中国人的神经应该要用钢铁来铸成。
由四点谈到六点，散了会。我把鸡鸣寺求的签给邵力子看，他也说满有趣。下楼，走出美术陈列馆的前庭的时候，一群新闻记者拥在那儿，有一部分人向邵力子围上去，探听“好消息”。邵老指着我说：他有“好消息气”，他有。他在鸡鸣寺求了一条签。
就这样，观音大士竟替邵力子解了一次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