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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日的清早，参政会派的车子来了，是一部吉普车。借用的期间只有二十一与二十二两日，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大约因为二十二日的中午休战便要满期了，满期后的政协代表便无须乎再事奔走的意思吧？然而也好，像南京这样一座大城，有得一车代步，确实是很值得感谢的。
这样一座堂堂首都竟没有电车设备。公共汽车少得可怜，因而也就挤得可怕。市民的主要交通工具就靠着一条京市铁路，从下关一直穿到雨花台。靠着火车在都市中做交通工具，恐怕是世界上罕见的奇事吧。京市客车听说约略每三十分钟开行一次，在没有其他方便的地方，有这客车自然也很方便，总比走路或坐人力车快些，车费自然也比人力车公道。
主要应该怪八年间的敌伪统治，是毫无疑问的。搞了八年，像这样平坦而广漠的都市竟没有搞出一条电车道，流行全世界的地下车道自不用说了。听说日本人的治华政策是北主南从，从南方吸取养料去培植北方。第一步是东北，第二步是华北，东北、华北的建设都很有可观的。这样便自然引起了南方普遍的凋落与北方城市的繁荣。日本人走后，择肥而噬的人因此也就忙着要去“接收主权”了。这一接收于是又把北方繁荣的城市大部分打成了一片凋落。由北而南的蹂躏者，我们知道是日本人，由南而北者的国籍倒真应该检查一下了。
吉普车的司机是一位年青的朋友，他和我一样才从后方来，对于南京的路径丝毫也不熟悉。上午十点钟，我和费德林博士约好，要去访问他。为了找寻大方巷的苏联大使馆，我们在南京城里跑来跑去，足足找了有一个钟头。地址实在太偏僻，居民大概都有戒备，就到了大方巷附近也不容易问清。想找寻一面苏联红旗，找着了，但车一转弯，又看不见了。因为房屋太矮，旗杆不很高，故不甚显著。想起了重庆枇杷山的苏联大使馆，那真是有天渊之别了。
高耸在山头的一座城堡式的建筑，襟带双江，俯瞰全市。红旗一面迎风招展，附近至少一公里的半径内似乎都可以望见。每逢十月革命或红军纪念节，山头贺客云集，馆厅可以容纳千人。……但这儿是大方巷。不知本来是哪一位二三流人物的公馆，今天突然升了格，房屋本身的外貌就好像我们整个中国成为了“四强之一”或“五强之一”的那样。
汽车、卡车在馆前的空地、馆内的庭园里，露天陈列着。一进门，在廊道上摆着办公桌，接受外来的文件或访问。好几位在重庆常见的熟面孔，站在进门处呈现出欢迎的喜悦。
费博士的办公室就在进门后右手的一间，依照苏联的习惯，他的办公席和接客席，在室的东北隅，丁字形地斜陈着。
博士现在是大使馆的参事。大使听说昨天到上海去了，还有一位米参事，今天午后也要到上海去，经由海参崴回国。大使馆的高级人员要算只有费博士一人在负着留守的责任了。使我十分感激，而且敬佩的是，在繁忙的公务之下，在这样炎热的暑天，而费博士还在继续着翻译我的剧本《屈原》。
博士是受了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和戏剧协会的委托，把《屈原》介绍过去，可能的话，打算在今年秋季的戏剧节演出。在十分认真而不肯丝毫苟且的苏联朋友，这是一项艰难的任务，而这任务的接受却又碰在还都迁馆的青黄不接的时候，作为作者的我，实在是感觉着有点不安。博士有好些关于译述上的问题要向我提出，在重庆是没有工夫做到，一月前在上海见面时也没有工夫，没想出问题竟拖到了南京来才得到解决。
博士的译稿已经快要完工了，和着好些公事文件一道放在他的办公桌上。我把《橘颂》和《礼魂》两首，索性用近代语翻译了一遍。主要是采取了意译的办法，译得非常自由。博士得到我的译稿，他表示着很大的满意。第四幕泽畔行吟时所吟出的《惜诵》断章，我劝他省略了，要用那么一景时，尽可以用《橘颂》来代替。就这样解决了一些难题，在我自己也起了这样一种心事：就在原作中，像《橘颂》、《礼魂》那样难解的古文，与其照原文直录，让演出时发生困难，使听者丝毫也听不明白，不如索性用译文倒更为妥当而调和了。
在剧本写作的当时，我写得很快，那是一九四二年正月二日开始执笔，十一日完成的，仅仅费了十天。因为写得太快，把一支派克笔的笔尖都断了。那时候在重庆是不容易另配或修缮的，也就是费博士，他听见了这个消息，便把他自己用的一支派克笔送给了我。这笔我是随身带着的，翻译《橘颂》和《礼魂》的时候，我用的却是博士的派克铅笔，等我把译文写完，博士又把他的铅笔向我递出。
——这枝铅笔奉送，作为纪念，和那支钢笔配合起来。博士这样说。
我感觉着受之有愧，但这样可珍惜的情谊又真是却之不忍。
我结果是默默地接受了，不知道说什么话的好。